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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金银钱摭微 　　宋代典章文物多有可观，钱币文化亦堪称高峰。两宋金银钱的发展演变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北宋多为年号钱，形制、钱文与流通铜钱相近；南宋年号钱并非主流，而以寿庆宫钱和吉语钱为其特色。具体讲来，北宋初年宋元、太平皆有与铜钱同版之银钱，淳化元宝金钱面版亦与铜钱无异。孙仲汇先生曾见过一枚绍圣通宝旋读小平银钱，此乃金银钱文字形制与铜钱趋异之分野，惜未留拓。徽宗时金银钱品种甚多，圣宋、崇宁、大观、政和、宣和皆见有小平银钱，版式繁多，精粗不一，政和、宣和且有小金银钱极精。靖康通宝银钱是北宋最后一种银钱，制作并不考究。北宋又铸有大银钱，如罗伯昭先生旧藏之折三型政和通宝篆书银钱即是。南宋建炎未见金银钱，年号最早者为绍兴。南宋金银宫钱文字秀丽，制作精好。 　　 　　1．淳化佛像金钱 　　 　　1988年五台山出土金钱近二千枚。关于其性质的认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皇室供养钱，然而对于钱背造像的解说则多有纷纭。穿右坐佛有认系观音者，穿左立像则有善财童子及韦驮等说。五台山自东汉建大孚灵鹫寺起即为文殊菩萨道场，故观音及善财童子之说实不可取。韦驮是“二十诸天”中第十二天，中国寺院中常置于天王大殿弥勒像后，面对释迦牟尼佛像，形象为披甲胄持金钢杵，穿左立像与此显然有异。此钱(图1)若专为五台礼佛所铸，则坐佛当为文殊师利，穿右立者若为其侍者，则无论取“五使者”或“八大童子”何说，均难以确指其身份。若非专为五台所铸，则坐佛为谁亦不必确指了。 　　其实立像更有可能是供养人。双掌合十而立原是供养人的典型形象，在许多佛教题材的壁画、雕塑中都有出现，供养人将自己的形象程度不等地仙佛化，在佛、道两教的寺观造像中是相当常见的。如敦煌220窟五代壁画“新样文殊”中，为文殊牵狮子的于阗国王双足即立于莲台之上。立像略左侧身朝向坐佛方位，亦是供养人的典型姿态。宋代皇室释道并重，大略亦无非笼络利用之。宋太祖初登基，僧人赞宁面谀之为“见在佛”，太祖居之不却；历朝后妃，每有尊号日某某菩萨云云。所以，将立像诠释为供养人，合乎此钱???性质，也合乎当时习俗及赵宋皇室的作风。 　　那么这位供养人肯定是宋太宗吗?未必。以所见若干金钱来看，供养人的女性特征相当明显。如图1中，立像头饰较复杂，有类似步摇之物，右颊旁有一片状突起，是妇女鬓发的常见表现手法。右肩上有一带状物蜿蜒飘动，延至肘下垂贴于身侧，左肘以下亦有同样带状物，这是极为典型的帔帛。帔帛是宋以前妇女的常用服饰，作用大抵类似于围巾，宋初以后已基本退出实用，然而在仕女造像中，一直到明清仍是常用的经典服式，其造型在唐代较短，五代时加长成为一条飘带萦绕于肩臂之上而两端垂于身侧。同时期男性服饰中，是没有类似物品的。持“韦驮”说者将帔帛在右肘之上的部分认作如意，形象虽差相仿佛，但未明了其并非为手所持而且与身体两侧下垂的带状物是一整体，随文发表的一枚背镌“四”金钱之彩图上这个特征不十分明显，而面部、发型的女性特点则较图1更为显著。供养人如为女性，则很可能为太祖、太宗之母昭宪杜太后。太宗之即帝位，无论“金匮之盟”真实与否，杜太后“能立长君，社稷之福”的遗命在舆论上均关系重大，太宗表示追念母恩，以金钱供佛于五台为母积功德祈冥福固其宜矣。太宗的三位皇后虽亦不无可能，然而终究远不如归之于杜太后合理。此说当否，有待继续验证。 　　 　　2．太平通宝 　　 　　太平通宝金银钱多种，除一种与铜质小平行用钱同版者之外，皆非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而是较晚所铸，既因袭年号以表追慕，复取其吉语之文义。唯其皆称通宝而未见元宝，在钱文的千变万化之中，略显出人意表。 　　文字在隶楷之间、背穿上大弧月银钱(图2)，通宝二字接近政、宣，书体混用的风格亦为徽宗朝所特有，归之于徽宗时所铸较为合理。又有面文几乎同版、钱径较小之素背金钱，彭信威先生旧藏有之，近年杭州藏家赵君亦得一佳品(图3)。 　　世称“瘦金体”之金银钱，罗伯昭先生旧藏有之，今人多以为南宋铸，然而以形制、书法而论，亦可能属徽宗时物。 　　张纲伯先生旧藏之一种楷书金钱，或为北宋末至南宋初所铸。另有一种书法稍异、背郭较肥之金钱，形制风格与南宋小金钱接近，当亦南宋铸。 　　1996年四川广安双河镇安丙墓出土之楷书小字银钱，书体略含隶法，应为南宋所铸。 　　又有另一种楷书银钱(图4)，径略大，狭穿，文字秀劲，制作亦精，尤奇者背穿上有祥云甚似唐乾元，为宋代金银钱中仅见。杭州泉家所藏并经研究认系南宋前期之物。 　　“聚珍体”银钱，初见于湖南衡阳石鼓山出土，始系之于李婆备，乃按图索骥之附会。郑家相先生定为南宋，史树青先生则考为元末徐寿辉迁都汉阳时所铸。此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形制确不类多数南宋银钱，相对粗率一些，含银量亦较低，其归属未可遽下定论。 　　太平通宝钱文在宋及其后元明清各代亦常见于金钱冥钱，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