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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 　　摘要：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但是，量化研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量化研究有其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行政宏观层面、行政现象、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等领域。因此，为整体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水平，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要与质化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并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质性分析；行政现象；行政信息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059-05 　　 　　从社会科学史来看，社会科学中的量化研究在与定性研究的对垒争论中逐步获得成熟与进步，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科学界占据长期的优势主导学术地位。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公共行政学者对于方法论的争论也是围绕社会科学中两大基本研究方法――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来展开的。同样，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也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国，行政学研究始终存在一个“软肋”，那就是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的严重滞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量化研究的极其薄弱。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行政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要走向成熟，实现科学化，每一位行政学者就必须思考与回答如下重要问题：量化研究作为公共行政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它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究竟有何重要价值?其使用范围与局限性何在?如何结合公共行政学自身的特点，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给量化研究以适当的位置，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而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一、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的产生与发展 　　 　　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传统是与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逊在1887年提出来的，这种意图在他的“行政学之研究”一文中一目了然：“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把公共行政定位于一种实现目标的工具，注重对公共行政的科学性、规范性的实证主义研究，这种定位为后来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所继承，马克斯?韦伯、古德诺、威洛比、古利克、西蒙等都秉承这一思想。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古德诺在其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则》的序言中强调，“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古利克和厄威克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一套科学理论。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公共行政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统观点。西蒙也同马克斯?韦伯一样将价值与事实进行了区分，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学。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取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倾向。纵观西方公共行政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就其方法论而言，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范式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至今仍对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公共行政学毕竟是一件舶来品。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外求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开始的，因此，西方公共行政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同样也深深影响着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程。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讨论始于1997年，至2001年8月《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开辟“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专栏，关于方法论的讨论达到一个小高峰，只可惜此专栏只延续了半年。在沉寂将近三年之久后的2004年11月13日至14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上海行政学院和上海行政管理学会在上海行政学院联合举行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