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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陶渊明晚年的思想 摘 要 本文根据研究陶渊明“归耕”后期所处的社会形态，清楚地看到,晋宋易革这一重大政治事变对晚年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人格理想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陶渊明的晚年心态与这一事变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虽然,他在中晚年不愿重返仕途,作品中也多“平和”之音,但“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他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伟大的作者”,也正因为他“并非浑身是‘静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们从这位典型的隐逸诗人的晚年心态中,也可以观察到历史上其他隐逸者并未能忘情世事的真实本质。 关键词：陶渊明，晚年思想 目 录 摘 要 I 序言 1 1、陶渊明“归耕”后期所处的社会形态。 1 2、陶渊明在“归耕”后期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1 3、陶渊明“归耕”后期的思想。 3 4、结论。 4 参考文献 5 序言 时下对陶渊明的研究现象分析偏多，即使寻找现象背后原因，也多从社会政治入手，很少从深层心理上揭示陶渊明人格结构及作品风格形成之因。换句话说，就是把陶渊明作为一个复杂的人，对他真实内心世界的探索，即心态的研究重视不够。这方面尚有待加强。陶渊明的晚年作品比较多地写了诗人饱尝耕作的辛酸与劳苦，然而诗人恰恰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乐趣与归宿。我的研究试图深入到陶渊明“归耕”后期作品中去认识，探索陶渊明的晚年思想和人格魅力。步步高论文发表网 / 1、陶渊明“归耕”后期所处的社会形态。 五十六岁至六十三岁是陶渊明的晚年阶段，也是时移世易、政局动荡的时期。就在陶渊明怡然躬耕于陇亩之时，他曾经出仕襄助(渊明于晋安帝元兴三年出仕镇军将军刘裕)过的刘裕在为东晋政权灭桓玄、擒慕容、枭卢循、执姚泓，屡建显赫战功之时，也加紧了篡晋的步伐。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攻克洛阳后，即遣使还都，“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取长安后，即匆匆返回建康，以“速成篡事”(《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为了铲除异己，他对不肯俯就自己门下的刘毅“密图之”，又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兄弟，一同杀害，为其篡弑清除了障碍。义熙十四年(418年)，朝廷迫于他的挟制，封他为相国、宋公，总百揆，备九锡之礼，位在诸候王之上。十二月，刘裕终于缢死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晋恭帝)，改元元熙。至此，刘裕的不臣之迹已昭然于天下，东晋已是名存实亡。“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鲁迅语)的陶渊明，对世事的变乱也不会漠然无感。他虽借柳下惠“不对伐国”(对伐国之事不作回答)的故事，表明自己对时局守默不言的态度，但从他义熙十一年(415年)即五十一岁以后的作品中，“感”、“虑”、“悲”、“凄”、“寒”、“孤”等字词使用频率的大幅度增加，我们仍然可以明显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隐隐透出的忧虑与悲哀伯乐论文网 / 2、陶渊明在“归耕”后期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晋宋易代之际，世事纷扰，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中所言，“时移世易，又成来复之象，东晋之末叶，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旧鼎革的历史关头，何以自处，士大夫必须做出选择。此时，已远离官场，归隐田园十馀年，又年届六旬的陶渊明，对社会人生抱有何种心态，是值得探询的。学术界常常有一种看法，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心情日益趋于平淡，即便有苦闷，亦只是由追求与自然合一时的内心冲突所致，且越到暮年冲突就变得越微弱。这类观点，似乎过于看轻了晋宋之际政治时事对陶渊明这位诗人内心所造成的冲击，亦多少忽视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给诗人精神上带来的重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陶渊明集中那些所谓“金刚怒目”之作，大多写于他的晚年，这多少透露了陶渊明“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颓”的心路历程。所以，可能更合符实际的情况是，陶渊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态度，恰与他中年时的“平淡”相反，是相当激烈和不妥协的。陶渊明对贫困的生活持达观态度。年轻时，他就以“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自勉。既然自己认准了走高蹈往古，力田自给，远避世患的道路，那么，就应该固穷守节，矢志不移。陶渊明常以荣公、原宪、袁安、张仲蔚等古代安贫乐道的贫士为楷模，对他们的德行称道不已：“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陶渊明固穷守节并非只挂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五十四岁时，他贫病交加，捉襟见肘，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这年，当政者曾召他去做著作郎(掌管编寨国史的属官)，他坚辞不就，不肯丧志辱节。萧统《陶渊明传》载：“（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按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陶渊明则年过六旬，老病贫困弥加。其拒绝檀氏馈赠一事，正显示了他的上述态度，亦即坚决维护一个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