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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雪林的批评个性※ 丁增武 摘要：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呈现的个性特征是异常鲜明的。在中 西文化交融和意识形态批评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其批评实践始终在二元框架内游走于学者与 作家、艺术和道德、西方文化和中国家法等多个对立层面，并时时体现出自己的“偏见”和“唐 突”，最终形成了独有的批评形态，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 关键词：苏雪林新文学批评批评个性 二元框架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苏雪林曾经是一个被遮蔽与被遗忘的存在。与多数作出 重要理论贡献的批评家一样，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话语建构方式 和批评个性。在西学东渐和意识形态批评盛行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基于在大学课堂 进行新文学教学的现实需要，苏雪林对二三十年代新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介 绍和梳理，涉及作家人数之多，涵盖作品面之广，一时无能出其右者。诚然，批评话语理念 与体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个人言说，而是批评者的文化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实质 体现。正如苏雪林矛盾而复杂的人生一样，她的新文学批评实践始终在多个层面上游走 于似乎难以调和的“两极”之间，同样富有鲜明的个性，使得她成为现代批评家群体中一个 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 一、在“学者”与“作家”之间 由于现代文坛学院派传统的强有力影响，许多现代批评家都拥有大学教职，但真正潜 心于学术者并不多，兼具学者、作家、批评家三重身份的更少，而苏雪林恰是其中之一。就 苏雪林而言，在这三重身份中，“学者”与“作家”之间实质上既对立又融合，对作为“批评家” 的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理念及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学者” 与“作家”之间的纠结在她的批评实践中表现为学术理性与感性风格、历史意识与艺术情 怀之间的分与合。当二者水乳交融时，她的批评形态是完整的；当二者分离时，她的批评 往往因为失去理性和历史意识的支撑而变得过于感性和随意了。 苏雪林曾多次提及，她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获得了坚强的“理性”：“我们也 都是被传统思想束缚过的人，深知传统思想妨碍进步之大，……我们那时所有的信仰也完 全破产，但我们心龛里却供奉著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①甚至她的宗教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苏雪林与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成果，项目编号：lOYJC751014。 ①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苏雪林文集》第2卷第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参知学术2013年第2期 信仰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经过这样的痛苦，尚忠於信仰，并非矫情，实由我的信仰是 通过理性的，不是‘盲信’，也不是‘硬信”…。这里的“理性”显然指向一种个人对世界的基 本认知和思维方式，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在苏雪林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她很多时候其实不 够理性，如对鲁迅的攻击。晚年她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时又说：“我倒幸运，虽服膺理性主 义，还知选择应走的路。”②这“路”就是时人评价她的“半吊子新学家”的道路。相比较而言， 苏雪林在新文学批评实践中体现的“理性”，更多的是表现为具体的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 法与路径，是学术研究思维的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学者思维。这种思维在她先前的古 典文学研究中就开始得到培养，得益于她长期的学术操练。苏雪林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 来研究她的批评对象的，她的新文学批评活动是她整个文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她对选 择的作家作品进行考辨、分析，由于有学术方法的指导而显得极为严谨，眼光独特。她对 鲁迅作品的“艺术评论”自始至终显示了她的客观，对朱湘的艺术思想和诗歌成就的理解 性评述显示了她的宽容，对同时代批评家忽视的诗人白采的关注显示了她的敏锐和不盲 从。她对批评对象的选择并无定规，但涵盖了五四之后至1930年代中后期的各个方面、 不同文体的作，从而保证了“面”的公正，构建了她自己的新文学整体观。她在武大任教时， 主要精力放在古典文学研究上，在现代文学批评界基本是边缘化的，并不掌握话语权，所 以她较少受到各种流行思潮的干扰，在批评活动中能保持冷静思考与独立判断，很少作即 时性的随感批评。尽管她批评的对象都是同时代作家作品，但难得坚持了一种经过沉淀 的学术理性。不过相对于这种内在的学术理性，苏雪林批评的外在感性风格更为引人关 注。这种感性首先体现在她对批评尺度的把握，不够统一，时宽时严，有因人而异、因喜好 而异的嫌疑。以她对同为堕落文人的张资平与穆时英的批评为例，对张资平的批判尺度 甚严，认为他不过是个专写多角恋爱的通俗小说家，文字虽清新但终究庸俗浅薄；对穆时 英则不吝赞词，称之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