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pdfVIP

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 ——以《世说新语》为例 董 晔 摘要：《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 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 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 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 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 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士人个性世说新语人的觉醒非个性化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3)03珈171—06 作者简介：董晔，男，文学博士，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 一、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 在中国古代社会，如果说“德”同社会的、普遍的行为道德规范有关，那么“才”则与个体的、个性 才能的发展相联。自先秦以来，儒家把“德”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与之相比，“才”的大小是无足 轻重的，这长期束缚着人的个性的发展。所以曹操的“唯才是举”具有思想解放意义，而魏晋人物品 评也受其影响更加看重与个性有关的才能或情感，尤其在《世说新语》①(以下省作《世说》)中，士人 的个性表现非常突出，成为当时文化创造中极富魅力的东西，并且这不是少数士人身上的个别现象， 而是多数士人普遍的群体性格，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扭曲了士人的 个性，造成人格精神的萎缩，那么在六朝时期，则是士人申张个性，形成较为完整的群体个性意识的时 代。”…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首先表现为他们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如《世说》载：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品藻)35)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日：“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日：“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 耳。”桓日：“第一流复是谁?”刘日：“正是我辈耳!”(《品藻)37) 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日：“君不得为尔。”庾日：“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文明、文化与建构和谐世界研究”(成果批准号12ZD010)、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魏晋人物品评的诗学解释学研究”(资助编号：2011M500484)阶段性成果。 ①本文所引《世说新语》原文均来自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 171 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方_if--}20) 可见，殷浩的“宁作我”直接突出个体的存在，摒弃了各种外在标准和规范；刘恢以“我辈”为第一流 的、当仁不让的意识，反映的正是对自我的充分关注与高扬；而庾子嵩认为，“你”和“我”是两个独立 的个体，双方如何称呼都是自由选择，只需遵循各自标准即可。这种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和“宁作 我”的鲜明个性，既让魏晋士人风采独具，也使他们把“我”之外的功名利禄等放在了次要地位，如《世 说》记：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日：“官本是臭腐，所以将 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文学》49)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恰，络布单衣，挟《左 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轻iL}21) 事实上，殷浩视官位为臭腐、钱财如粪土的思想，在任何泯灭个性的时代都是难以想象的；而支遁反驳 王坦之的话充分表明，汉代那种将个性从属甚至牺牲于名教的观念已为魏晋士人所不齿。陈寅恪指 出：“故名教者，依魏晋人解释，以名为教，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人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 也。”【2o但魏晋时代的“名教”显然受到“自然”的强力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魏晋玄学的 根本着眼点是人格本体论，这种对人格本体的关注又必然导向人性的自然主义，从而使主体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