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docVIP

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 　　在遥远的阿里高原的象泉河上游噶尔县门士乡境内，有一座著名的苯教寺院古鲁甲寺，它的全称也叫做“穹隆古鲁甲寺”(Khyung－lugn－gur－gyam)，是西藏阿里地区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苯教寺院，素来享有盛名。2006年的一天，一个令人震撼的消息传来，当一辆载重汽车从寺院跟前经过时，把寺前的公路给压塌了，无意中暴露出一座深埋在地下的古墓葬，从墓中出土了一批古代织物和其他文物，被寺中僧人悉数挖出并收藏于该寺。听到这个消息，我既感到兴奋，也感到遗憾，兴奋的是，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西部首次出土的古代织物，遗。撼的是，我和我的考古队员们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考古调查工作，却没有遇上这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从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在脑海里不止一遍地想象着：这批古代丝织会是什么模样?它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历史信息? 　　终于，在2009年10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委副书记程越先生受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金书波先生委托，给笔者赠送了一本新出版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第9期)，上面刊载有金书记在阿里实地考察后撰写的《寻找象雄故都穹隆银城》，在这篇文章的附图中笔者第一次看到由金书波先生拍摄的一幅在西藏西部出土的古代丝织物的照片和相关的一些出土文物。这张丝织物照片下面所附的说明文字为：“这是2006年，在噶尔县门士乡古如加木寺的大门外发现的古墓葬中出土的丝织物，上面有虎、羊、鸟等对称的图案和‘王’、‘侯’等小篆字，鸟的身上也有‘王’字”。同期刊载的另一张照片为一个木盘上承托着的四件陶器，其说明文字为：“图为门士乡古如加木寺门外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我从这里得知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第一，这座出土丝织物的古墓葬确切的发现地点是在阿里地区象泉河上游噶尔县境内的“古如加木寺”门前；第二，与丝织物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木器等其他随葬器物。 　　根据这几张珍贵的照片，我用放大镜细心地一遍又一遍地仔细观察，这幅丝织物以藏青色和橙黄色双色呈现图案，其构图似可分为三层结构：最下一层为波浪形的曲波纹，类似西方建筑物中的拱形柱廊，每组波浪纹当中各有一对相向而立的对鸟，对鸟身下脚踩着植物纹样，下面有“山”字形的纹样相衬托，波纹中有四蒂纹显现；第二层为如意树构成几何形的空间，在其间布置以双龙、双凤、双羊等，双龙仅具头部，与两两相从的双凤与双羊头向相反；第三层也为如意树相间隔形成的几何形空间，树之两侧各有一相背而立的狮子，狮子狮口大张，带有三重短羽的双翼，鬃毛上扬。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每组动物纹饰的空白处，都有四个篆体的汉字，金书记已经正确的释读出它们中有“王”、“侯”两字，我在这个基础上细心观察，发现这些汉字实际上是四个一组，可以释读为“王侯羊王”四字。为了确保释读无误，我还用放大后的照片专门请教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专家彭裕商教授，得到了他的肯定，认为我的释读确凿无误。 　　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发现，也引起了我无数的联想。首先，这方织物是什么年代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比对了大量过去在西域和青海出土的同类织物材料。发现和阿里新出土的这方织物在构图和纹饰上最为相近的织物标本在新疆吐鲁番、青海都兰吐蕃墓葬当中曾有发现。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有一方藏青地禽兽纹锦(编号为72TAM177：48－1)，是在靛青色底上以酱红、土黄、灰兰三色显花，图案是以四神和如意树中夹以各种野兽、禽鸟组成，构图方式与阿里出土的这方丝织物有相似之处。日本学者坂本和子认为，这种装饰图案汲取了汉锦的风格但更为复杂化可以考虑其就是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的“故魏锦”之类。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这件织物由于它出土时是穿在墓中男性死者身上的锦袍，墓中伴出有刻写有汉字的石墓表，其中有明确纪年“大凉承平十三年”，因此考古学家们根据出土的石墓表和木令等考证死者下葬时间即为公元455年。由此推测，这件织物的年代下限最晚也不会超过455年。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丝绸文物。其中在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对鸟纹锦采用小花为联纽，形成对波纹骨架排列，各骨架内均填以对鸟纹，对鸟的造型风格与阿里新出土的这件 　　丝织品上的对鸟纹相似，对鸟双脚下也踏着植物纹样(编号为M1：S36)青海的考古工作者们将都兰热水血泪一号大墓这件对鸟纹锦的年代大致比定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期这一范围内。这就是说，阿里新发现的这方织物的年代，最晚也不会晚于公元7世纪初期，而最早则可能早到公元四五世纪的北朝时期。 　　如果这个年代推测没有问题，又将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公元7世纪初叶，西藏西部正是强大的象雄王国统治时期，在汉文文献当中，把象雄记载为“羊同”，这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帝国直到唐贞观末年以后才被兴起的吐蕃王国所兼并。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