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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劝农文对农民的劝化 　　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都是以农为本。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农民生存状态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兴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将农业及农民作为立国的根本。元代是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原本以游牧为传统的生产方式，但为了对中原汉地等传统的农耕地区实现更为有效的统治，统治者继承并延袭了历代王朝重农的传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元政府于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委所在亲民长官不妨本职，常为提点。年终通考农事成否，本管上司类申司农司及户部照验，任满之日，于解由内明注此年农桑勤惰，赴部照看，以为殿最。提刑按察司更为体察，期于敦本抑末，功效必成。”(1)（《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2《圣政一?劝农桑》，P45）司农司从此成为了元代管理农业等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虽然其名称及机构设置在以后屡有变动，但其主要职责却一直未有变更，“凡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悉掌之”。(2)（《元史》卷87《百官三》，P2188）司农司是元代中央最高的劝农机构，它在地方设置相关的机构，并委派一些官员进行劝农活动；元代的监察机构如提刑按察司等也拥有劝农的职责；同时，元代的地方官吏本身即兼有劝农之衔。因此，元代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劝农机构体系，这些机构以劝课农桑为基本指导思想，依靠国家的力量进行劝农活动，最终的目的是保证国家对于农业、农民实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关于元代劝农机构的研究，可参见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最高的农业管理机构，大司农司曾经编写《农桑辑要》一书并散发给各级官员作为其劝农的依据，还发布了一些重要的官方文件如《劝农立社事理条画》等来对劝农活动进行具体指导。(3)（《通制条格》卷16《田令?农桑》）作为兼有劝农之衔的地方官员，在任期间也会发布劝农文以劝课农桑。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元代官员发布的劝农文主要有几件，分别载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第六十二卷一篇，(4)《墙东类稿》第十卷三篇，(5)《金华黄先生文集》第二十卷一篇，(6)《筠轩集》第十三卷一篇。(7)其中，《秋涧集》同卷还载有劝农诗二十首，可与劝农文的内容相对应，其内容表达简单明了，便于记忆。这些劝农文中，无论从篇幅长短还是从内容的丰富程度来看，都以《秋涧集》劝农文为最优，故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其它几篇劝农文来进行讨论。为了便于利用，现将《秋涧集》所收劝农文全文抄录如下： 　　切惟民生之本在农，农之本在田，衣之本在蚕，蚕之本在桑，耕犁耙种之本在牛，耘锄收获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勤，勤之本在于尽地利，人事之勤、地利之尽，一本于官吏之劝课。夫田功既尽，纵罹水旱尚有所得，仰事俯育，乃克匡生，穑事不勤，虽值农穰，终无所获，赋税、饥寒将何以济，由是而观，克勤者，身之宝，自惰者，家之殃，此劝课所云急也。提刑按察司钦奉圣旨，所至勤课农桑，使职近缘，巡历考照簿书，其耕播栽植之事、勤惰劝率之方，大抵虚文，多失实效，劝农之官、长民之吏，安得不任其责？况今春首，农事方作，巡行劝勉，适在兹时，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惩劝之，所有事条，开列如后： 　　如田多荒芜者，立限垦断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若无闲田，此最良法。 　　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禾弟稗，切须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雨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此必然之理也。 　　二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犁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 　　所在水利常令修葺，毋得因循废弃，倘遇旱干，独沾丰润，是地利遍惠一方，人力可不加谨，又兼此系朝廷最重之事，切当用意仰体至怀。 　　桑麻之务，衣服所资，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薅，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入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可采摘。 　　蚕利最博，养育实难，如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 　　耕犁之功全藉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羸弱，以尽耕作。其或引重服劳，使长有余力，若有羸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勿擅行屠宰。 　　鸡豚鹅鸭之属，菜果瓠芋之类，皆可养人，务须繁畜广种，用之接间不为无补，故古人有言：菜不熟曰馑，岂为细事。 　　时至物成，禾罢禾亚垄亩，更加并力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