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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情怀　二十余载文学梦 　　唐浩明，与二月河并称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双璧”。他年轻时异常热爱写作，圆写作梦却已不惑之年。 　　二十余年辛苦耕耘，他收获丰硕，令人崇仰。那么，二十多年沥血，是什么促使他如此坚持呢？“爱好！”唐浩明说，他从小喜欢写作，从小就有着他的文学梦。以前他的本专业是农田水利，毕业后曾到军垦农场、水电站工地做技术员，由于对历史的兴趣，在文革期间他研读了二十四史，后来考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部，之后到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似乎是冥冥中的一种安排，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又回归到他的爱好上。 　　 　　 　　书里书外“曾国藩” 　　 　　1992年，唐浩明代表作《曾国藩》首开大陆历史小说之先河，一出版便引起轰动，连获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湖南省优秀图书等奖，掀起一股“曾国藩风”，此书亦被列入二十一世纪华文小说“百强榜”，发行近百万册。 　　曾国藩在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位倍受争议的人物。选择这样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唐浩明先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 　　“从1984年接触曾国藩这个人物，到1992年写完曾国藩，时达8年之久，这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因为喜欢，我从写作中得到人生中最大的乐趣。”这是唐浩明面对采访时说的感受，“曾国藩在求学问、人格培养、意志锻炼、为人处事以及官场的应对之道，都有其独到之处，对现代人生活各层面，都能发挥借鉴的功能，假如我们能够深入地理解与研究，我们都会受益匪浅！” 　　曾国藩与唐浩明，都生长于湖南那块文化氛围浓厚的土地上。自古而形成的湖湘文化对整个中华文化圈曾产生深远的影响。湖湘文化主要是本土文化，形成于湖南的地方水土，由于当地比较封闭，曾属南蛮地区，人口密集，远离皇权，这个土地上的人也比较倔强，比较血性。从宋代开始，学术崛起。北宋时创立岳麓书院，湖南读书人理想情怀产生，信仰主义兴起，讲道德，讲道义，敢于担当。作为湖南的作协主席，唐浩明对湖湘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遗余力，“‘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就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核心。但也应看到封闭的一面，它是一种热血文化，其优势更多是在军政方面。” 　　“其实，湖湘文化更充分地体现在曾国藩及其所创立的湘军身上，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精华，弃其糟粕，这样，我们才能进步，文化才能进步。”唐浩明如是说。 　　 　　“三部曲”来之不易 　　 　　“中国有句古话：以史为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懂得文化传统，知道历史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懂得古人的处事方式，才能感受得到人类的博大与自身的渺小。” 　　《曾国藩》一书取得成功之后，唐浩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我还是很有野心的，我希望能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建立一种唐浩明风格！而要建立一种风格，也不能单靠一部小说。因此，我有创作《杨度》和《张之洞》的企图了。”其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出版后，先后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优秀长篇小说奖。2001年，传言其伏案五年的封笔之作《张之洞》面世，同样受到读者的喜爱，不仅入选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又再次获得第二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不管是《曾国藩》，还是《杨度》，或者《张之洞》，都是作者蘸尽心血铸就的，在每一部作品上，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实地走访历史事件发生的各个地方，对历史事件、具体情节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虚构，整理成文。譬如《张之洞》，作者伏案5年才得以完稿。唐浩明不仅仅注重史实，用充满激情的诗话语言写史，更注重展现这些文韬武略的风云人物处世、生活态度、文化素养、人格品位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他所勾勒的晚清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对这些人物入微的描述和评析，引发了读者对晚清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乱世中抉择的重新审思。因此，这三部作品被称为“天下之变激情演绎晚清三部曲，鉴古今世事洞明煌煌九大卷”。“三部曲”终告完成，唐氏风格也至此形成。 　　受儒学思想影响深远，中国乱世中知识分子的处境和选择，更具有时代性和代表性。唐浩明说，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研究学者，他更逃不离这种知识分子的思维。三部作品选择中国三位晚清历史人物，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三种代表。“曾国藩是有信仰、有理想、有抱负的历史人物，他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生所追求的，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张之洞注重事功，做事，而他的确也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杨度则是另一种类型，他虽有很大的抱负，有很强烈的愿望，却没有多大的实际作为。”唐浩明感慨说：“可惜的是，像杨度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多数，一生看起来热热闹闹，却无所作为，生不立功，死不立名。”而对杨度的感慨，可能也是唐浩明对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惋惜和同情。 　　唐浩明认为，能够把一个历史人物写好，也就可以让大家获取更多的历史知识，让大家更了解历史，把历史的情怀奉献给社会。历史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情怀？“我想尽可能用小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