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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冲突来源的自治：关于高加索冲突的理论探讨（上） 　　胡敬萍　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政治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冷战后，随着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国内冲突的爆发，这种民族政治冲突达到了顶点。在非洲和南亚、在东欧和欧亚大陆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在西欧以民族划分的社会群体之间也爆发了为数不少的民族政治冲突。特别是由于欠发达地区民族冲突的蔓延，过去被普遍接受的关于民族冲突是远古遗风的假设已经被修正并最终被抛弃。这一切都引起了媒体和公众对于民族问题日益增多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民族冲突及其解决途径的学术探讨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发生在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中的民族动员通常导致要求自我管辖(self―rule)即区域自治(territorial autonomy)或彻底分离。特别是在那些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划定的地理区域，创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成为一个可行的目标，对这一区域的主权控制也就变成了民族政治冲突的首要问题。在不同族群杂居的情况下，这种独立要求就很少具有可行性，而且在这个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对中央政府实施控制和影响的情况也很少发生。正如费伦(Fearon)和莱廷(Laitin)所发现的那样，“少数民族聚居是一种强有力的和活跃的因素，在这种聚居区远比在城市或少数民族散居区更有可能看到大规模的民族暴力冲突”。 　　 　　许多理论家已经发现，包括区域自治在内的方案在解决民族冲突方面是富有成效的。例如，特德?古尔(Ted R．Gurr)就认为：“通过协商后达成的区域自治已经被证明是医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以分离主义为目标的民族政治战争的一剂药方。”同样，诺德奎斯特(Kiell―Ake Nordquist)也注意到，创立一个自治体――“一个国家内部的自我管辖地区，将其作为解决国内武装冲突的机制，对于陷于冲突的各方来说，既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通常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区域自治意味着一个与民族划分相关联的民族地域控制概念的引入。当一个地区公开地被确立为某个族群的家园，或者当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占到了其自治政体内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对该自治政体认同的时候，区域自治就可能出现。由于某些原因，中央政府几乎普遍不情愿接受自治的要求。首要的原因是，它们担心准予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实行区域自治不过是通向该地区最终分离的第一步。其次，准予自治可能被认为是对这一地区其他居民和群体的歧视。第三，自治增加了与该少数民族有关联的外国政府进行干预的风险。 　　尽管有些人对自治是冲突解决机制的说法持有异议，但是，越来越多的因领土引发的民族政治冲突，还是通过包括区域自治在内的折衷方案得以平息。比如1980年西班牙的巴斯克人、1990年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人(Miskitos)、1972年印度的那加人(Nagas)，以及1977年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人(Afars)，都是通过自治获得了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自治之所以成为普遍的解决方式，是因为在某个特定地区出现行政管辖权冲突时，可以用最小的妥协赢得问题的解决。确实，如下面将要进一步探讨的，自治代表了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一种妥协。 　　赞成民族联邦主义的人们认为，自治解决方案是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多民族国家按照民族的划分进一步联邦化将有助于防止民族冲突。正如戴维?迈耶(David J．Meyer)在一些文献中对民族联邦主义的特点所表述的那样，对于民族间的紧张状态而言，它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不过，仍然有证据表明，区域自治制度并不一定带来族际之间的和睦与合作，反而有利于进行民族动员，增强分离主义，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尽管在20世纪60－90年代的文献中到处可见对联邦政治优点的赞美之辞，然而在90年代以来的文献中却对民族联邦制能够有效地防止民族冲突的观点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几位研究者已经――通常是顺便地――注意到在某些情况下，联邦建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但是，至今尚无人系统地研究原本为减弱离心倾向而设计的联邦建构怎样和为什么反倒增强了离心倾向。本文所勾画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民族联邦建构，特别是区域自治，可能会引起冲突而不是防止冲突。在合乎逻辑地提出否定区域自治的论点之后，本文将对外高加索的特殊案例，特别是对1991年后发生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情况进行分析。格鲁吉亚共和国有5个聚居的少数民族，其中3个在格鲁吉亚独立时是实行自治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对处于不同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的机会。此外，在格鲁吉亚特定的小范围内，中央层面政治发展的相似性及其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以及类似的国际背景，也说明在这5个民族之间存在可比性。 　　 　　关于自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许多作者把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三个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归结于它们的民族联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