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立春》看顾长卫电影中的边缘人形象.docVIP

从《孔雀》、《立春》看顾长卫电影中的边缘人形象 　　[摘要]顾长卫的两部电影《孔雀》、《立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体现了中国现代电影因时代发展、社会变型而产生的种种变化，通过对小城镇各色边缘人的刻画，体现了时代变迁与底层国民面貌。 　　[关键词]顾长卫　《孔雀》　《立春》　边缘人 　　 　　作为“第五代”金牌掌镜人的顾长卫《红高粱》、《菊豆》、《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名片的摄影师)遵循“摄而优则导”的规律，2004年执导的《孔雀》于2005年柏林电影节荣获银熊奖，国内票房最终近一千万；2006年执导的《立春》，女主角饰演者蒋雯丽在2007年第二届罗马电影节上荣膺影后，国内首周票房过百万。这两部电影作为纯文艺片，关注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之时小城镇边缘人群像，在商业上尤其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著名导演一起，顾长卫与北京电影学院的美工摄影同学吕乐、侯咏、霍建起等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第五代”的辉煌，当他们在新世纪初转行做导演时，由于和第五代导演有着相似的生活时代和教育背景，他们的电影与“第五代”电影一样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文化反思，但他们开始执导时，中国社会已经从第五代兴起之时的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市场经济改革，消费主义不期而至，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市民话语逐渐兴起，第五代电影人所坚守的精英主义、批判意识和宏大叙事已经无法再整合全社会的文化思想，因此他们不约而同的舍弃了第五代“民族－历史”寓言的创作方式，电影的内容也由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为现实的日常生活化呈现，在文化思想、审美追求和艺术手法上更接近大多数“新生代”电影人的追求非中心化的题材与主题(普通人与边缘人的生活史、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政治)、生活化平面化的艺术风格(零度写作与即兴创作、大量长镜头的运用)。 　　顾长卫的《孔雀》与《立春》正是这一类电影的代表，它们拥有导演个人的鲜明风格，虽然说人物故事不同，但是意蕴一脉相承《孔雀》结尾弟弟说：“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立春》开篇王彩玲说：“每年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故事发生地点都是虚拟的“鹤洋市”――一个最为普通平凡的中国小城镇的缩影，时间上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孔雀》讲述了1977年到1984年间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情感命运，《立春》记录了1988年到1998年间以王彩玲为中心的一群小人物的欲求挣扎与命运沉浮。《孔雀》讲述生活在“鹤洋市”里的一个五口之家一段时期内哥哥、姐姐、弟弟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姐姐高卫红20出头，是削瘦清秀的女孩，有一种清教徒似的气质，但内心刚烈执拗，可以为了梦想狠得下任何心：哥哥高卫国二十三四岁，小时得病落下轻微脑疾，但以为他笨的人，往往还不如他心底里透着明白，弟弟高卫强十七八岁，敏感、忧郁，内心过于丰富，以至于人累得有些慵懒，他们在青春期呈现出来或明朗或冲动或懵懂的理想追求，但最终却经历了理想幻灭、神经抽搐、精神萎靡，以至日子平淡、尘埃落定的过程。《立春》冲的城镇音乐老师王彩玲不甘心于现实的平庸。自命不凡，一心想要考国家歌剧院，一次次的跑北京买户口碰钉子、求职求学碰壁、看歌剧，回来到处宣扬自己很快就要调到北京去了，但最终顺应商业化潮流当起肉贩子过上了小康生活；与事业不遂、精神追求失落一样。爱情婚姻照样不顺利，只因“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30多岁还是处女，尽管和几个男人有过感情纠葛，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小市民周瑜热意追求的时候以“宁尝仙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回绝了，爱上了喜欢画油画，总想考进中央美术学院，却每次都是铩羽而归的艺术青年黄四宝，谁知“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此跳塔自杀未遂；对酷爱芭蕾舞，被周围的人们视为怪胎的小城群艺馆的胡金泉老师结为名义夫妻的乞求，又以“你是别人喉咙里的骨头，是个怪人，而我只是不甘平凡，有朝一日我累了挺不住了，会选择妥协，过平凡人的生活”严辞拒绝。最终只得在求助婚介所无望后到福利院抱养女孩来寻求精神寄托。――无论是姐姐还是王彩玲，这两部电影都揭示了小城镇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人性挣扎和精神面貌。 　　边缘人是指生活在主流社会以外的，行为超出社会一般准则的非主流人群。边缘人的行为，对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或地区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言，或是显得不道德，或是显得不正常，或是显得病态，却又富于诗意、传奇或乌托邦的色彩，往往对自我或他人造成伤害。他们之所以“边缘”，完全是因为他们“另类”。“另类”表示特殊，而特殊的人物往往是电影塑造的好题材。《孔雀》中的三个主角，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解体，国人信奉“铁饭碗”之时，都没有固定工作，姐姐经历了幼儿园教师－报考伞兵失败－刷瓶工人－结婚－离婚失业－再婚的生命轨迹；哥哥天生弱智，最终只得以开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