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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年旧梦话重逢 　　夏衍同志的《上海屋檐下》作于一九三七年，第一次看到它上演，也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③。那时候，我自己同样生活在霉天一般透不过气来的闷人的环境里，望着台上风风雨雨，剧本“后记”里引过的果戈里的话：“我们的俄罗斯是如何的忧郁啊！”就像是什么虫子啮着心一样，使我的灵魂直打颤。我觉得很难使观众同意说这是一个喜剧――虽然剧作者是这样宣告了的。通过剧本，我们极其逼真地看到当时生活在周围的那些小人物的形象，以及复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命运，即使是那个乐天主义的小学教师赵振宇吧，我也清楚地看得出等待在他前途的是什么，我害怕去想它。尽管舞台上每个形象、每个细琐的情节都在昭告：生活！这就是生活！可是，隐伏在剧情背后的另一股感情的潜流却刺激着我，我真想跳上台去，拉住这些熟识的人物的耳朵大叫一声：不！这不是生活！ 　　那么，这该是什么呢？ 　　十八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看了上影演员业余剧团的演出，这个一度被剧作者改名为《重逢》的《上海屋檐下》在我眼前呈现了另一种也许可以说是重逢的意义，我恍如进入了一个久已逝去的梦境，那么现实，又那么遥远。难怪和我一起看戏的青年人不能够理解，从生活到感情都显得陌生，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往年代里的阴影。这种阴影给我带来复杂的感情。现在我有充分理由可以说明这是一个喜剧，我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感到一丝怅惘，为坚持活到今天的人们感到无限愉悦，如果剧中人也还活着的话，回头看一看自己的过去，他们也会说这的确是一个喜剧。 　　喜剧，正如剧作者所说，本来大都是写于忧郁的时代的，因为它的可笑首先是由于揭发了不合理的现象，揭发了社会内在的矛盾。然而作者必须熟悉生活，必须站得比生活更高，这才能够以慧眼看人。沉湎于从祖辈就留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又不知自拔的人，惯了，他们看不出环绕在自身周围的矛盾；而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后一代青年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又太隔膜，他们只觉得这些人生活得十分古怪，可是古怪并不等于就是矛盾。《上海屋檐下》的喜剧意义正在于剧作者是那么真实地写出了这些小市民的性格，写出了这种平凡的、令人诅咒的生活。这是一座上海习见的所谓“石库门”房子，我们从舞台上看到的是一个横断面。这里一共住了五份人家，各各有一段不可告人的故事：施小宝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弃妇，为了生活，只得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往，结果却被流氓逼着去卖淫，她穿得漂亮，在人前十分硬朗，背地里却痪瘫无力，用眼泪洗面，她想挣扎，四顾无援，跳不出这个恶势力的魔掌。“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役里被打死了，然而他不相信，认为儿子一定活在什么地方当司令，一旦回来，他就是老太爷，因此一直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他等，等，等……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他这样有把握的希望上凿了一个小洞，使他天天酗酒。黄家楣因为辛苦地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从乡下出来了，父亲满以为这个有出息、有天才的儿子在上海发了财，做了大事情，然而“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夫妻俩用瞒和骗，用借债、典当、强颜为笑把失业的穷困搪塞过去，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里发觉了这个情况，托故回去，偷偷地留下最后一点汗血钱。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热衷于打听别人的隐私，一天到晚嘀嘀咕咕。他们应该是不调和的一对，然而奇怪的是却又那么调和，时时有冲突的危机，终于又冲突不起来。做妻子的为着儿子算学教科书里“某甲每月薪水三百五十元”而生气，临了却只能向菜贩身上讨些小便宜，算是她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的抗议。从表面上看，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夫妇过得平平稳稳，衣暖食饱，堪称小康之家，不幸他们精神上却背负着一个比任何人更痛苦的地狱，有一天地狱的盖子揭开了，志成的好友、彩玉的前夫，那个关在监牢里久无消息的匡复突然回到跟前，林志成辜负了朋友的委托，占据了朋友的妻子，禁不住良心的谴责；杨彩玉过去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少女，为此抛开家庭，现在却是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挣扎，事实却证明她已经成为生活的奴隶。这一群平凡的弱者，生活在都市角落里的小人物，他们经不起风浪的袭击，而风浪却还是冲向了他们，使他们犯了罪，做了傻事。你笑他们，你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责备他们，可是却不能不承认他们灵魂的无辜。走近一点，听一听施小宝归来后的啜泣、黄家楣肺病第三期的咳嗽、“李陵碑”精神错乱中的歌唱、赵妻永无休止的唠叨，以及林志成的忏悔和杨彩玉的控诉吧，这一切可能使人厌烦，这种充满着矛盾的生活方式是可笑的。但是，喜剧的产生不仅仅来自人物本身，还有更重要的一面：他们生活着的社会。 　　剧作者巧妙地把这些人物拉在一起，通过严密的布局，使故事齐头并进，没有一点缭乱的感觉，最后达到了一个高潮，刚刚回来的匡复重又出走了，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原状，留下这些小人物继续地在地狱中受着考验，卖淫的卖淫，酗酒的酗酒，失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