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喜剧一向很闹.docVIP

我的喜剧一向很闹 　　如果不拍戏，张建亚来北京一定会住在牡丹园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说那个房间快成他家了。一室一厅一卫的标准间，房间里刚够摆一张床，客厅里刚够摆两张桌子，卫生间刚够摆一个马桶一个浴缸，逼仄得很。客厅的桌子上有一摞书，仔细一看，清一色关于《西游记》的。 　　 　　不糟踏自己喜欢的东西 　　 　　大众电影：有新工作了？ 　　张建亚：张纪中约我做电视剧《西游记》，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最后定――可糟蹋的东西很多，不要糟蹋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有电影剧本找我，我自己还在做一些特技比较多的策划。总归要干活，职业导演就是一件活儿干完后面就要跟上。 　　大众电影：那算是工作狂吗？ 　　张建亚：没有工作心里会比较慌，狂不狂。二月份的工作做完就不做了，去澳大利亚度假。 　　大众电影：谈谈你新近导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 　　张建亚：是一个命题作文。 　　 　　大众电影：据说《爱情呼叫转移》的剧本开始有点问题，是你极力维护这个本子。 　　张建亚：最早我还在拍另一部戏，投资方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戏一直在等你来。八月底我第一次看到初稿。十几个故事，讲一个男的离了婚，不停找女人，一年里找了十二个，段落都蛮好玩的。派格太合公司每年都搞演员大联欢，他们喜欢这种。即景式的电影以前也有，像最早香港人拍的《大富之家》《花田喜事》这类贺岁的片子。 　　看完本子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请了很多人来谈剧本。各种各样的人，不一定是编剧，有的是做策划的，脑子挺好使。开过几次会，提了很多好点子，可时间越来越少，我越来越急。那个故事框架没有办法操作，有人说随便一个女的故事单独就能成电影。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老板本来要的就是一大堆明星的这种感觉，怎么改来改去把这个改没了！？最后反而变成是我跳出来维护这个结构。 　　大众电影：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 　　张建亚：这十几个女演员怎么凑一块啊？开拍头几天没有人，只有徐峥一个人演。剧本还在不停地调整，后来大家都答应来玩一玩，接着各自挑具体日子，挑好了就好了。我每天晚上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排女演员的戏，每个人的戏都必须能在两天里拍完，所以场次不能太多，很多精彩的台词要重新结构。 　　大众电影：还会为别的原因改剧本吧？比如瞿颖那场戏，原剧本对养宠物是一种嘲讽的态度，后来你和徐峥把这种嘲弄去掉了。 　　张建亚：我做喜剧，不是拔高一面，矮化另一面。要势均力敌，才好看。 　　 　　我的喜剧一直很闹 　　 　　大众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和你以前的喜剧不太一样，它更像一个闹剧。是不是这样？ 　　张建亚：我的喜剧一向是很闹的。 　　 　　大众电影：但是像《三毛流浪记》《王先生之欲火焚身》这些电影，还都有一些黑色的东西在里面。 　　张建亚：《爱情呼叫转移》有点贴近生活的浪漫，但闹还是很闹。第五代里一直拍喜剧的只有我，一开始我对自己的定位就很清楚，是farce，不是comedy。Farce就是闹剧，杂耍，疯狂，有点卓别林卡通式的。十年前我做喜剧就特别强调游戏感，不像现在，满地游戏，这个也不稀罕了，但我做的时候哪有这些个啊？现在的恶搞，是一群“打群架”出来的人在搞。而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在拍艺术片。我一个人在那儿做。 　　大众电影：《王先生之欲火焚身》里，用今天的话说，就有很多“恶搞”的成分。 　　张建亚：我是被人家当做后现代创作来研究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打破僵化语式的最好方法，那个时候电影已经非常无聊了。《王先生》在非常明确的对文化现象作自嘲，就像结尾，你看到的是一场模仿“奥德萨阶梯”的戏，但实际上我要讲的是另一个东西。《王先生》的整个故事和《日出》是一样的，《日出》里有个歌女，《王先生》里也有个歌女，张瑜演的；《日出》里有个“方达生”， 《王先生》里有个“袁达生”，就是“方达生”的反面，何政军演的。 　　袁达生投靠日本人，张瑜一个大嘴巴扇过去，质问他你怎么能这样。袁达生就说，我不这样我就是方达生了，走的就是那条路了――艺术的虚假就在这个地方，拆穿西洋景嘛。最后那个要霸占歌女的流氓说，既然我得不到，谁也别想得到。拿出枪“啪”的一下要打死张瑜，这个时候袁达生又飞身出来，帮张瑜把子弹挡了。然后又变成感情非常混杂的、《蝴蝶夫人》式的歌剧。然后王先生出来说：“看不懂了吧？我也看不懂。”实际上《王先生》的结构蛮精巧。 　　大众电影：《三毛从军记》里隐约有相同的手法。 　　张建亚：这个戏仿的方法实际上是从《三毛》来的。做《三毛》剧本的时候最初只是想做假的纪录片，里面有场戏是蒋介石接见三毛，我本来还设计了一段三毛来到延安，被毛主席接见的戏。有一张毛主席跟两个小八路在延河边的很著名的照片，我就想仿那张照片。再仿一段吴印咸拍的像《延河畔》那种纪录片，让毛主席和三毛讲话。最后战争结束，三毛还是三毛，影片很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