宸翰与书坛流风（中）.docVIP

宸翰与书坛流风（中） 　　 　　（接上期）2.阁臣与词臣 　　阁臣与词臣在职任方面隶属内阁和翰林院，属于两个行政机构，各有其职掌范围。 　　内阁制度是在洪武十三年（1397年）革去中书省，废除丞相之后，逐步建立新的辅政制度。内阁是明朝诸机构中的最高官署，办公地点设在宫廷之内，是皇帝的近臣，有代为皇帝草拟的职责，并直接参预国家行政机务。内阁大臣虽为“代言”之臣，但他们的职位在行政官员中也是最高的，设立了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这些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按照古代的建制，内阁的地位以及它所占据的地理位置都相当于汉朝有较高等级的尚书台，因此明朝很多官员称内阁为台阁，称内阁官员为台官。明代文人多善附庸风雅，有崇古倾向，这在往来的信件及书法作品中可以见到，对礼部尚书称作大宗伯，吏部尚书称作太宰、冢宰等等。从他们的出身经历来看，台阁官员多是考中进士后经过选拔，以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成绩优等者授以翰林职务，逐步升迁至六部侍郎、尚书，最后进入内阁，成为一人之下的当朝权臣。 　　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在宋代官署中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分掌图书、经籍、修史等事。又有秘阁、龙图阁、天章阁，主要是藏经籍、图书及历代御制典籍，三馆三阁统称馆阁。明代的翰林院不仅纳入了宋代馆阁机构的内容，实际上，还综合了唐、宋学士院及魏晋以后秘书监和著作郎等官员的职能，因此翰林院是在朝廷内部设立的专门司掌文翰笔札场所，是官场中文人墨客的聚集地。 　　翰林院地处东长安门外，为外朝官署。洪武时翰林院额题“词林”，因此翰林院也称“词林”。翰林院有明确的人员配置，包括学士、侍读、侍讲、五经博士、侍书、待诏、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管理朝政中的制诰、史册、文翰和经筵、修史等工作，这里文翰大臣皆有“词臣”之称。 　　内阁与翰林院从职务升转来看，翰林院是进入内阁的阶梯。按嘉靖时期的阁臣方献夫所言”馆阁乃储材之地，贤相名臣多出其间。”（《天府广记?翰林院》）这里所说的：“贤相名臣”指的就是内阁辅臣。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翰林院》中记载：“内阁辅臣，俱系词林”。成化以后，礼部、吏部重要官衔的尚书、侍郎，一般非翰林不任，因此，内阁不仅在权力上占据了首辅的地位，而且在文化修养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最后得到皇帝的任用。他们的地位和才华足以震撼朝野上下，由此而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明代初年文学创作中的诗坛上，曾经出现应制、题赠类型的诗歌，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目的的逢迎作品，这就是内阁辅臣中的代表人物“三杨”，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在永乐时期创立的新的诗派“台阁体”。 　　实际上，国家逢初立和兴盛时期，都会表现出一种以围绕和维护帝王利益而形成的颂扬赞誉潮流，诗坛是这样，书坛也同样如此。 　　书法体式中的台阁体、馆阁体，综合起来都是朝廷内阁和翰林院中所形成的普及性的规范书体，主要以楷书为准。这些书家主要是服务于宫廷政务和皇家生活，其中就包括皇城内外以及皇家园林楼阁寝室的环境布置等书写工作。不仅如此，他们所用的书法体式是多方面的，它涵盖了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诸多书体。如记载中有： 　　“詹希元善大书，兼欧虞颜柳，凡宫殿、城门、坊扁皆希元书。”（郑晓《吾学编》）詹希原书法有名于当时，洪武时召入京师。 　　“陈登字思孝，长乐人，举才学，为浮梁丞。永乐甲申诏吏部简能书者储翰林，思孝以篆籀最先至……居翰林十年，擢中书舍人，朝廷大扁率出其手。”（杨士奇《东里集》） 　　“一日上御右顺门，召朱孔书大善殿扁，举笔立就，深荷嘉奖，即日授中书舍人……后北京宫殿、成禁扁皆孔书。”（杨士奇《东里续集》） 　　宫殿、城门、牌坊历来都以篆书、隶书、楷书为之，把这些书法高手召入京师，储于翰林，授予官衔，把书法艺术纳入行政晋衔标准，那些书法写得好的人，也得到朝廷的重用，可见书法是朝廷中不可或缺的。 　　在宫廷中，书法中最常用的则是楷书，也就是通常人们所界定的台阁体。之所以称作台阁体，原因是被规范化了并普遍认同的一种体式，即结构匀称和谐、风格端美典雅点画工、光洁平直、字形大小整齐，运用于御制诗文、公文、科举等诸多宫廷行政和教育工作。 　　楷书与诗坛中的台阁体彼此流行于永乐至成化年间。无论是书风，还是文风，其特征都要求形式上的典雅、工丽、端庄，内容上用以表现出太平盛世和颂扬统治者的功德。《佩文斋书画谱》书中对书法搜集的状况来看，那些红极一时的文学雅士不仅在诗坛上有出色的表现，在书坛上亦是出类拔萃的。 　　最为典型的当属沈度、解缙、黄淮、“三杨”等明朝初年诸多馆阁书家的书法。李东阳《东里集》记载：”沈度字民则，华亭人。少力学，善篆、隶、真、行、八分书。洪武中，举文学不就。成祖擢为翰林典籍，一时翰林善书。如解大绅（缙）之真、行、草。胡光大（广）之行、草。滕用亨之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