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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时期寺院经济来源研究 　　【摘 要】 在元代崇佛政策的支持下，寺院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其经济来源包括朝廷赏赐、信众布施、买卖兼并土地、宗教活动收入、商业经营等方面，最终形成有元一代强大的寺院经济。 　　【关键词】 元代；寺院；经济；来源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一方面信仰着传统的萨满教，另一方面引进佛教、立帝师、定国教，佛教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信仰，形成有元一代一尊独大的局面。 　　一、尊崇佛教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根据吐蕃地区的情况，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大力扶植佛教，尊西藏喇嘛教为国教，封八思巴为国师，并亲从八思巴处受戒，“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继位之始，降诏褒护，比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在教权方面，命其统领全国宗教事务兼领西藏地区行政军事，自此，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吐蕃地区。有元一代，萨迦派共敕封14位僧人为帝师，他们“僧俗并用，军民通摄”，权势极大。 　　元朝诸帝崇佛，首先有求佛庇佑、避免灾祸的特点，因此到处开山建寺。诸如：至元七年（1270年），“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河。”至元十九年（1282年），“造帝师八合思八舍利塔”。至元二十年（1283年），在“五台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万人。”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以江南总摄杨琏真迦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了建万安寺，“以中卫军四千人伐木五万八千六百”株。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迦修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江淮总摄杨琏真迦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至大三年（1310年），“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至治元年（1321年）二月辛亥，为了修上都华严寺，“调军三千五百人”。为了造寺可以说是“损军害民，费以亿万计”。 　　其次，元朝以法律形式保护僧侣的利益和特权，规定僧尼、道士、诸儒之间发生诉讼时，“止令三家所掌会问”，官府不许介入。僧侣殴死民众，不予偿命，但如有民众殴打僧侣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诸如此类的法律规定，使寺院僧侣气焰更加嚣张，严重者“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把大臣“?壑畹兀?捶扑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即便是对皇室贵族也敢“堕车殴之”。元代的驿传制度规定，遇紧急军务，可携带金字圆符出行。但是，西藏僧侣常常佩带特许的金字圆符，路上驰骑数百，络绎不绝，“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为非作歹。 　　第三，赋役方面佛教寺院享有减轻或豁免的特权。诸如：中统五年（1264年），中书省的官员奏称：“自贵由皇帝至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地税商税不曾出纳。”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丁亥，“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至元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间，元朝对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户口调查，核定户籍的同时，又对寺院田地的赋税作出新规定：“二十八年，又命江淮寺观田，宋旧有者免租，续置者输税，其法亦可谓宽矣。”所谓“旧有者免租”是指?^续原有关于寺院土地免交租税的规定，“续置者输税”则是针对民间纳税的土地流入寺院而发的，目的在于防止税粮不致减少。 　　在忽必烈及后继者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得到快速传播，寺院经济高速发展。根据宣政院的上报，在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寺院数量达“四万两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人数“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二、寺院经济来源 　　元朝寺院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获得财产的途径很多，主要包括朝廷赏赐、信众施舍、买卖兼并土地、宗教活动所得以及商业活动所得等。 　　1、朝廷赏赐 　　有元一代尊崇佛教，赐予寺院大量财产和土地。世祖时期，赐大圣万安寺“京畿良田万五千。”延佑三年（1315年），“赐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天历二年（1329年），“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顷赐大龙翔集庆寺及大崇禧万寿寺。”除了赐予寺院大量的土地，元代统治者还把一部分民户转给了寺院。如：至顺二年（1331年），“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户。”另外，在元、明人文集中，还有许多关于寺院接受“赐田”的记载。诸如：至大元年，赐龙兴寺田五千亩为永业。皇庆初年（1312年），元政府赐仰山栖隐寺“苏杭水田五千亩为常住业”等。还有一些不曾记载明确的田额的赐田，如：“以江南废寺土田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休寺。” 　　除了赐予土地外，寺院还获得诸多形式的赏赐。诸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万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大德五年（130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