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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古玺与当代的古玺创作 　　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统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亦不尽相同。官、私两类古玺在当时不分尊卑都称之为“玺”。朱文和白文皆有，形状、大小不一，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其他异形。制作精工，或凿或铸；玺文精细，章法生动。朱文玺多阔边，白文玺多有界格，还有一种朱白文相间的古玺也很别致。工匠造印时也极力彰显个性，追求艺术极致。 这就形成了战国玺印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可见当时玺的制作已趋成熟。那时候的玺印常常带有很鲜明的地域风格，受当地所使用的文字体系影响很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印从书出”的概念古已有之。 　　古玺印创作中的一个难点，就是古篆文字的应用问题。远自宋代始，古玺就已经引起人们注意，但一直以来专注古玺创作者寥寥，皆因文字素材的匮乏，现存古玺文字可释读者不足3000字。这个数量用于限定内容的创作是明显不够的。缺失的文字不能随意杜撰。它要求作者必须精通古文字学，当然也包括要有深厚的书法根基，精于变通，所以古玺创作中还伴有着艰辛的文字探索意义。在遴选内容时，为避免文字重复，需耗费大量精力。常常为了一个字之成，印人们穷搜尽罗，求精探微，辗转天南地北，求证于诸专家学者。即便如此，亦常感到古玺篆体远不够用。应用文字的不断发展，自春秋战国到现代，文字的消亡与诞生，词汇不断更新衍生，至秦汉以后诞生的字根本就没有过篆书字体。传统认识的误区，治印要强求字法的统一，特别是大篆的统一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阻碍古玺创作发展的一个瓶颈。此时唯有将注意力放在印面文字气息的统一性上，即强调印化问题，方可使古玺的创作能够继续走下去。 　　现在的古玺印创作与十年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当代的古玺印创作非常繁荣，由全国第五届篆刻展中，可见古玺式创作的比重明显增加，水平也较往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及近期的西泠印社6届篆刻展的古玺、封泥风格命题的主题篆刻展览，都在无形中刺激和推动古玺创作的进展。可以说权威阶层的大力倡导和导向的作用也对古玺印式创作发展起着很大作用。面对看惯了数百年来的元朱文、汉印式创作的老面孔，缺乏新鲜感，一部分印人不满足现状，迫切希望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走出前人的窠臼、寻找新的创作资源、拓展新的创作空间蔚然成风。另外大量新出土的文物给印人提供了更新的创作依据，印坛对新材料及文字的应用非常敏感，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文字资料在不断涌现，如甲骨文、楚简、金文（如中山王器铭）、古陶等，对战国文字的研究成为古文字学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不仅为古玺印章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也提供了宽广的驰骋疆域。古玺的文字奇丽无比,富于变化,精巧生动的造型和面目多姿多彩的体势,极富装饰之美，虽有悖于文字的统一,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却令人爱不释手,产生许多美的遐思。它是在当时六国通行的古籀文字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产物，由此逐渐形成了适合于玺印创作的文字体系，纳入印章后更趋谨严、典雅、疏放、雄强。古玺印在章法上空灵奇异,变化多端,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巧做揖让穿插,参差错落，一任自然。打破平整匀满的呆板格局,文字的个体形态随形赋势，跌宕起伏。自然为之,一般不强做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有些印险峻奇肆,状似歪歪斜斜,杂乱无章,然细看却斜中有正,乱中寓工,极尽巧思,于险绝、侧中寓大平稳；也有的依循字体、笔画的自然形貌,在格局上大块分朱布白,这些文字线条所营造的强烈疏密对比之趣,真率天成,绝无矫饰之气。古玺创作千姿百态。它的浑厚，源自玺文布置的饱满与线条张力；它的空灵，来源于文字及彼此间空白的有机融合；它的自然，来自不求等齐的结字变化与随机生发的排列和组合；它的奇崛，则来自印面那种在极险绝处求得整体与动态的平衡和谐；另外，岁月的侵蚀与历史的叠加，又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而高古的色彩。完既展现了战国文字那种变化诡异的典型特征，又不失清雅脱俗、简洁自然的个性风貌，可塑性强，无拘无束，充满变数，因此深受广大篆刻爱好者的喜爱。这正暗与当今对篆刻艺术的大概念“解构”、“重建”、“性情解放”的认识合拍，这也正是古玺印风流行的成因。 　　在传统基础上突出时代意识及个性特色，基本上反映在当今印坛古玺印风创作中的几个主流形式：一是工稳式的，二是兼工带写的，三是变奏式古玺形式。吴昌硕从雄浑朴厚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古玺印，取其浑朴自树一帜；黄牧甫则认为“光洁无伦”、“古气穆然”之美是古玺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