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docVIP

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它是一种可能，以一种不明确的记忆形式积淀在人的大脑组织结构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被唤醒、激活，并且将人的普遍生命力的象征形式与集体无意识的存在所统一起来的实体，定义为“原型”。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原型批评”研究方法，已在心理学、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对艺术家与艺术作品的分析上。无论人类社会经过怎样的变迁。人类思想发生怎样的演进，艺术作品中看似变化多端的象征都没有失去其埋藏于内里的基本模式，这是一种人类思想的遗传倾向。因此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真正的艺术来自心里深层的“原始体验”，“艺术家捕捉到这一意象，他在从无意识深处提取它的同时。使它与我们意识中的种种价值发生关系”。于是以“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理论为起点观照艺术起源的问题。对探究艺术作品背后潜隐的人类世代相传的群体心理和文化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丰富了艺术批评的方法与范畴。 　　如今在电影艺术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这种视听综合艺术传递的丰富内容所吸引，陶醉于它的画面色彩，震撼于它的音响效果，被故事情节所牵引，为人物形象而感动。事实上，无论是色彩、音响，还是情节、人物，之所以与观众的心理之间产生共鸣，是因为这些有象征意味的电影元素唤起了积淀于人们心里深层中的原始欲望与冲动，与人们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某种契合，同时使影片通过光影的变幻投射出人类深厚的生命意识与心灵探索。运用“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分析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不难发现作品中人物的人生历程与心灵轨迹流露着一种人类共有的原始生存本能。虽然这两部影片表现的对象只是戏曲表演艺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局部，但这一典型群体人物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的内质却正是人类特定民族群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同时，导演将自身对于人类与社会的理性思索借以隐喻、象征着个人化风格的表现手法贯穿于电影中，赋予影片中的人物形象以浓厚的民族性和历史感，使人物身上表现的生存意识具备了普适性，并试图实现人物对生存价值的诉求，令诸多人物心理层面的原型意象寓于他所独有的人性体悟与审美韵味之中，从而也使得他的这两部作品传递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艺术质素。 　　在影片《霸王别姬》和《梅兰芳》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生存意识，是以人物形象复杂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加之以表意性的视听语言而呈现的。由于生存本身的艰难与人物地位的低微，迫使人物首先要学会以一种隐忍的态度去面对来自于社会各方面压力的冲击，以寻求基本且必要的立足空间，之后出于人类本能对生存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进一步要求，人物在忍耐、承受的基础上，一方面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在遇到困难与挑战时源于内心的坚韧不拔，同时也展示出一种生存的智慧，在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演化成为一种为人处事上的圆滑与变通，而他们最终又会因为现实世界的残酷，转而投向某种虚拟的世界，将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生存价值与情感寄予其中，从而得到转化并达到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境界。这两部影片主要人物。无论是小说中的形象程蝶衣、段小楼，还是现实中的梅兰芳，作为社会地位低微的艺人，他们的戏曲生涯都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这样的模式。 　　影片中人物形象显露出的民族生存意识，首先反映在他们隐忍的生存状态上。　“忍”字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自古延续至今，“君子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处人之所不能处”，“小不忍则乱大谋”，都强调了在为人处事中“忍”的重要作用。而片中主人公戏曲艺人的身份不仅注定了他们低微的社会地位，而且导致他们成为易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也就决定他们既要承受权贵、恶势力、外来侵略者等的压迫，还要面对来自于广大舆论的非议，生存境况愈发艰难，于是隐忍的态度便成为他们的首选。 　　历史上，表演艺人一直被定位为“下九流”的角色，因此剧中人物很多时候要面对各种压力与逼迫，出于对生存的本能，他们只有选择忍耐。当恶霸将戏场搞成一片狼藉时，台上的十三燕没有理会，选择了把戏演完，选择了忍耐，梅兰芳的一生，都被一种无形的纸枷锁所束缚，他没有反抗，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只有隐忍。面对红卫兵的“批斗”，性格刚强的段小楼不仅屈服甚至当众指责师弟，也是在忍受，无论是被前清太监调戏、侮辱，还是被权贵袁四爷所胁迫，程蝶衣也都选择了忍辱负重。作为艺人，时常呈现在公众面前，成为公众关注的特殊群体，因而也极易受到攻击。《霸王别姬》这一出戏，随着时代的变迁，台下的观众换了一批又一批，从清末时期热衷京剧的普通戏迷，到抗战时期拿着手电筒肆意喧哗的国民党兵以及貌似很懂戏、很懂艺术的日本侵略军军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台下高唱革命歌曲的解放军战士，尽管观众在不断变换，观看京剧时的反映也各不相同，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