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鹤仙去　似将凯旋.docVIP

如鹤仙去　似将凯旋 　　一生情系“大舞台”，硕果累累；双目凝慧择俊杰，桃李芳菲。谢晋，一位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领军人物，走了，犹如黄鹤凌云。如同一座桥梁，他连接了电影和观众，也连接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既自觉地秉承了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又执著于电影艺术的不懈创新与追求，他无愧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魂，一座时代精神的丰碑。他结结实实地拥有了半个多世纪，以连贯的努力、不懈的追寻、密集的成功，被历史所认知，为观众所铭记。从20世纪50年代的《女篮五号》到60年代的《红色娘子军》，从80年代的《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到90年代的《鸦片战争》，他的电影都曾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这些影片一脉相承，将家与国交织在一起，将政治与伦理交织在一起，将社会批评与道德抚慰交织在一起，将现实与言情交织在一起，他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奇式的叙事方法，通过一个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关注中国的现实和人性；另一方面又提供某种精神上的抚慰。跨度如此漫长而又辉煌的时间，受众如此广泛而又长久的空间都使得他和他的电影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都必须面对的话题。作为中国电影画廊中光彩夺目的系列，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塑造了众多开掘灵魂深处并由此引发社会反响与观众共鸣的人物形象。 　　 　　一、家国情结，青春燃烧的使命 　　 　　出生于富庶的江南水乡、书香门第的谢晋，良好的传统教育使其积极向上、正直敢为的儒家气质成就了他为人与创作的精神底蕴，也使他日后的作品“哀而不伤”，绝少消沉、抑郁之气，总让人在黑暗中能看到光明，在困顿中不失对生活的向往与希冀。然而谢晋身处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政治黑暗、军阀混战、国难深重、民不聊生，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国家的满目疮痍与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都使得家国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直至考入国立剧专，结识了当时中国戏剧界的一大批著名艺术家如曹禺、洪深、焦菊隐、张骏祥等，在这里，儒家传统关于伦理、正义、道德的价值观念与后来接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思想在他的身上和谐地统一了，形成了谢晋寓传统伦理于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之中的独特思想。从谢晋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艺术观念的形成过程，从而找到蕴涵在其电影中的精神谱系。 　　可以说，谢晋的电影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机制同构的主流性，伦理价值取向的正统性和审美趣味的大众性。“国”的命运常常就是“家”的命运。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尽管大多数的评论者更愿意从政治的视角来诠释谢晋的电影创造，认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映和反思是谢晋电影的最大特色，甚至有的进一步将谢晋看成是“始终把自己的艺术创作置于社会权威话语的庇荫与解答之下，依靠性别或者政治基本主题的前后呼应或相互回答来统驭他影片中的历史表象”，并由此认为他在中国电影的地位只是“向新中国电影史贡献了中国电影的政治修辞学”和“独特的历史修辞学策略”。然而回眸那些曾给予我们生命成长力源的精神影片，我更感动于其强烈的生命意识。正是这种生命燃烧的激情，使谢晋电影从没停留在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机械反映和抽象反思上。从《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到《牧马人》、《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如同一本反映中国社会起落的大事记，书写着社会风云的变幻和时代精神的涌动，将最关乎群众痛痒的内容和题材通过电影的审美语言艺术化地一一再现，让我们在时代变迁的潮流中，更深地感受到家国命运的血脉相连、息息相关。《女篮五号》通过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冲突，再现了新旧社会两代运动员截然不同的生活和遭遇，歌颂了新中国的光明。《红色娘子军》则用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叙述了一个旧社会的女奴在党的指引下如何从一个自发的反抗者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的故事，生动地展示了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求解放轰轰烈烈、血雨腥风的历程，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作为“文革”三部曲，通过罗群、许灵均、秦书田等许许多多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物命运，对极“左”路线倒行逆施摧残人性的罪行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和无情的鞭挞。这里有无数家庭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片中导演把乐观与绝望、平静与混乱、真实与虚假编成绝妙的织体，平衡、精致、干净、浑然天成、富于浓郁的反思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鸦片战争》则充满了忧患意识，以一种不寻常的悲壮感使影片在历史的认识上超越了过往的拘泥和胆怯，凸显了一个艺术家持续的思考、探寻能力和对历史再现的无限可能并通过历史话语为社会的发展找寻现实的依据，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激情。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谢晋模式”的形成，它既是谢晋自己生命个性和艺术追求的结果，其实更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试问有谁能够超越自我和镶嵌着自我的时代呢? 　　 　　二、人性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