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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与其它美术形态之关联 　　民间美术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术学的一个杰出的文化代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间艺术瑰宝，我们要用心灵去体验民间美术所折射出的历史精神、民间特质以及文化情怀。 　　民间美术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在生活与劳动中创造的艺术，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无不昭示出本民族世代相袭的潜在意识，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原始的、古朴的痕迹。民间美术同原始艺术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是一种浑朴古拙的艺术，它的源头可追溯到类人猿初学打造工具、装点裸体的洪荒年代。当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转向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人类将动物、植物、云气等自然形态以纹样的形式描绘在各种器皿上时，实用与美化便开始了结合，并最初以民间美术的特点形成与体现。民间美术鲜明地昭示出中国传统美术演变的先后层次关系及文化发展的流变性，与其它的美术形态既相互联系，又无法替代。民间美术是其它美术形态的基础，并与其它的美术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国美术的整体风貌。 　　1、在阶级产生之前，民间以狩猎，农耕为主的劳动者已经创造出发达的龙、虎、夔、凤等纹样造型和彩绘、烧陶、冶炼、雕刻及制造工艺。在阶级产生以后，帝王统治阶级不仅是政治、权力和财富的占有者，也是宫廷美术的享用者。他们利用对劳动者的绝对统治权，从民间调集了优秀的能工巧匠，占有并支配着他们的劳动，在建筑、礼器、生活用品诸多方面为其明贵贱、辨高低而极尽雕饰。帝王官僚们借助民间工匠的技艺、智慧与创造，使来源并传承于民间的精彩艺术在上层阶级审美观念、价值标准的驱使下，打上了宫廷艺术的烙印，并使之逐渐从民间美术的母体内剥离，演变成被所宫廷贵族所专享的宫廷美术。《通典》与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详载，在商周时代，帝王就曾将当时还处于早期间的民间年画雏形中的门神、灶神纳入典章制度的核心――“礼”中，成为了上至天子、诸侯，下及庶民百姓顶礼膜拜的祭祀活动品类。由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价值观的差异，因而便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被视为与民间美术有本质差异，社会功能完全不同的宫廷美术。宫廷美术是统治阶级为自己歌功颂德及娱乐、消遣的艺术形式，而民间美术则是黎民百姓对真、善、美情感的自然表达。 　　2、众所周知，文人士大夫美术形成于唐代以后，由于画家们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其审美观与艺术标准亦受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主导，推崇“高雅”的“士气”、“书卷气”画风。在作品的具体表现上，他们既吸收宫廷美术中的宝贵之风，也撷取民间美术中自然古朴之情，在表达文与野、雅与拙的和谐统一中，创造出以中国画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美术，格调清新淡雅，情感高清含蓄，往往诗书画印融为一体，通常装裱成卷轴与册页，并倍受关注地被撰写出“画评”或“画传”，而流传后世，供人民欣赏与研习。事实上，文人士大夫美术是在民间美术所创造的传统艺术观念上萌生和发展起来的。民间美术中心与物的和谐统一，创造了将自然与人融为一体的审美语汇。如松、竹、梅这三种自然物象，历史上早就被贫民百姓广泛使用，而寄情寓意。民间指松为百木之长，同鹤一起寓意长寿；指竹为四时长茂的谦祥之物，以寄“竹梅双喜”；指梅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与鹊同生预兆“喜上梅梢”等。这些质朴纯真的民间寓意极受文人士大夫垂青，经由他们旨趣转化，被比着“岁寒三友”，“四君子”等而借物言志，缘物寄情。 　　3、宗教美术虽然与民间美术有着不同的功能和目的，但二者的关系相对于其它艺术门类来说更为密切，在特定的环境中，有时二者融为一体。一方面，宗教美术借助于民间美术的表现方式，使宗教学说在民间生根开花，从而被民众接受；另一方面，民间美术也积极地扮演了宗教赋予它的种种角色，在传播中加以发挥，使民间美术的面貌更为丰富多彩，活力无限。 　　中国的宗教美术是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赖以在民众中进行广泛传播的手段。当佛道两教在民众中争宠时，就共同利用了民间美术样式中那些最现象、最直观的感性手段，为各自的广远流长推波助澜。其实，民间美术早在佛道两教之前就已经在原始的民间的俗信中广为采用。比如民间祭祀仪式中的用具、道具、就是在民间美术的装饰下扮演着求生、趋利、避害等角色，为黎民百姓所喜闻乐见。佛道两教充分利用了民间美术这种通俗、平易、直观的形式，把那些高深、艰涩的宗教理论说教和飘渺、抽象的宗教虚幻境界，制作成橱窗式的“天国地府”样式，构造出被图解化了的通神达道的桥梁。民间美术对宗教美术的突出贡献在于：一是将外来佛教文化注入鲜明的民族意识，使外来文化本土化；二是赋予鬼神人性化，使宗教美术折射出现实生活的悲欢与历史流变的印迹。 　　我们从民间美术的剪纸、刺绣、服饰、银饰以及祭祀用的祭鼓幡等都可以看到活态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看到劳动人民那种自发的、纯朴的、天真的与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