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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写意画教学浅论 　　中国写意画是一种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的美术创作,是画者之意、笔墨之意、物象之意的艺术统一。而所谓“写意”,也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用涂抹的方式、似是而非的形体、以及含糊不清的意图来描绘其大概。“意”是画家对宇宙、人生、时代、民族、社会、自然等一切的深邃体察之总和。是写意观使中国画具有了极大的包容量,中国画家把所见、所知、所想,经过思维加工,综合成一种宏观意识,力求充分完整的揭示自然的本相和画家的心理世界。 　　中国传统绘画,扎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意识,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完整的艺术体系。纵观中国绘画的发展,可以看到由于老庄的“天人合一”、“阴阳相克相生”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的艺术家们很早便认识到艺术的创作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中国画不特别看重视觉的真实,即是超越具体物象的摹拟再现而强调作者主观情感的流露。中国画中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点不是强加在作品上的,而是要善于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某种联系,而给以艺术的夸张、强调。 　　 “写意”一词作为文学词汇转借过来讨论美术现象已有很多年历史。“意象”、“意境”、“格调”、“情趣”、“神韵”等等,这些互为渗透、彼此联系的民族美学范畴的绘画基础理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中国艺术家特有的认识方法、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造型观念。比如中国画家在画面中非常重视“意境”的创造。中国画家认为: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感知中,产生与之相通的思想感情,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和想象塑造,把这种情景交融的感情充分体现出来,使画面产生一种动人的效果,这就是“意境”的创造。由于创造过程不拘泥于对自然物象和简单模拟和再现,而强调主观的意思,因此就更加注重想象力的发挥。巧妙的运用比、拟等艺术手法表现自然、社会和人类感情关系的推移,从而增强了抒情写意的力量。一幅有“意境”的画,往往给人“画中有画、无中生有”,给观众留下想象的余地,这样个画作贵在含蓄,意在笔先。 　　那么,在国画教学中又怎样让学生体会到“写意”之境呢?首先还是要理论分析中国画的写意观。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画的写意观就已基本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天人合一”、“缘物寄情”、“不似之似的神似”等等,都是中国画写意理论的精华。 　　 　　 “天人合一” 　　 　　 纵观中国画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由于受老子、庄子所总结的中国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艺术家们很早便意识到艺术创作不仅仅是一个再现客观的过程,而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在一千多年前,东晋著名的人物画家顾恺之便提出了绘画“迁想妙得”的主张,指出艺术家在体察、认识、表现外部世界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自己头脑思维的迁移、想象、升华、顿悟,才能有所妙得。顾恺之“画形”的角度论述了对“传神”的要求。这显示了那个时期玄学思想对绘画艺术的影响,一方面也显示了当时的画论思想是建立在关注画面之形与对象之形的联系上。到了唐代,画家张燥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原则。“造化”在这指艺术家的主观世界,包括观察、体验、提炼、加工以及思想感情的介入和表达。这就说明了中国艺术家即承认艺术创造来源于客观世界,离不开客观世界,同时又十分重视艺术家主观心源作用。把作为描绘对象的客观世界的“物”与艺术家主观世界的“我”,也就是“天”和“人”,有机的统一起来,力求完美结合,形成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整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清代山水画家石涛曾在题画诗中云:“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他将这自然生命渗化于万物的节律中,并随之起伏,岂不妙哉? 　　 　　“缘物寄情” 　　 　　中国艺术家常常是“俯仰天地间”、“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天地间壮丽的自然景物强烈的吸引了艺术家的目光,深深的打动了艺术家的情怀。面对良辰美景,艺术家观物观我,在自然中找到了自我感情的寄托,有感而发、缘物寄情,便成为顺理成章的归宿。见秋叶落而叹人生之短暂,与落花同悲人生之不平,看劳燕分飞而惜人生佳偶,听白头啾鸣感幸福之不易。在我国绘画史中,随便翻开一页,借助物象寄情抒志已是普遍想象。像中国艺术家喜欢描绘的梅、兰、竹、菊四种花卉,将它们称为“四君子”,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形态比其他花木更美,而是将它们作为艺术家人品的象征物出现在绘画中,用它们作为载体来寄托艺术家的高尚情怀。人们乐于欣赏它们,也不仅仅是出于审美的需要,更大程度上考虑的是道德,是用梅、兰、竹、菊来体现正人君子的情操。如沈周的题菊诗:“老我爱种菊。自然宜静心。秋风吹破屋。贫亦有黄金。”题竹诗中又有:“石山有芳姿,此君无俗气。其中佳趣多,容我自来去。”画家们通过题画诗,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不似之似的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