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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为艺术摄影 　　艺术作品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有赖于艺术家个人的创造性和艺术作品的传播。艺术作品的传播赋予了艺术作品以文化性，即艺术作品的影响力。每一次新的艺术革命，都毫无疑问地充分体现了艺术家天才般的艺术才华。但这种才华能被他人共享和接受，往往尚需时日。因此在美术史中常常会发现许多生前被埋没的艺术天才，在几十年甚至若干世纪以后被视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大师。 　　 　　对艺术的判断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新艺术所体现的活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现当代艺术实践之中，如“先锋”、“前卫”、“实验”等我们所赋予当代艺术的诸多标签均证明了这一点。纵览1979年以来的中国新艺术的发展，“行为艺术”应该是最值得关注的艺术现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没有任何一类艺术像“行为艺术”那样被争议、被排斥甚至妖魔化。“行为艺术”颠覆了对文化的保守态度，成为获得新的艺术身份的最佳方式。特别在中国主流社会笼罩着一派功利、犬儒气息的今天，“行为艺术”以其对生命和生活的巨大疑问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想独立性所在。 　　“行为艺术”在国内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性，一方面应合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历次文化创新所面临的社会震动，一方面也说明了当代美术领域一贯的理论滞后。“行为艺术”自欧洲始，已经历百年历程。“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生，也与当代艺术的发生同步。可是至今在许多官方的艺术机构，还充斥着对“行为艺术”的偏见，如限制“行为艺术”的活动、以批评的名义否认或歪曲“行为艺术”的历史等现象。这些艺术机构之所以能无视关于“行为艺术”的常识性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封闭性。那些否认“‘行为艺术’是艺术”的批评家，以古典美学法则和传统道德伦范来议论“行为艺术”，往往使人感到驴唇不对马嘴。中外历次“行为艺术”的发生，都在于突破旧有艺术观念和体制的藩篱，所以很自然地大行离经叛道之举。当代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以法治为社会行为契约。只要不触犯法律，开明社会往往保护和提倡文化的自由创新。从社会规范与行政操作讲，中国当代文化的制度建设尚未完成。 　　“行为艺术”在中国大陆已经有20余年可考的历史。迄今知道最早在中国大陆实施“行为艺术”的艺术家，是香港艺术家郭孟浩（又称蛙王）。1979年4月，香港艺术家郭孟浩，曾在北京的长城、颐和园、故宫、天安门广场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用塑料袋实施了行为艺术和装置作品。80年代诞生了第一代中国大陆本土行为艺术家，有“厦门达达”小组、“南方艺术沙龙”、“观念21”小组、魏光庆、宋永平和宋永红、肖鲁和唐宋、张念、王德仁、吴山专、李山、W?R小组、耿建翌、张培力等。特别在1989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成为轰动性的事件。 　　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行为艺术”一直是中国大陆最具有探索性的艺术冒险方式，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除了“北京东村”艺术家，还包括朱发东、王晋、林一林等。终至90年代后期至今，大批国内年轻艺术家开始投身其中，并开始在国内开展国际性的“行为艺术”交流活动。原“北京东村”的艺术家马六明于1999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中日行为艺术交流活动”。原“北京东村”的另一位艺术家朱冥于2000年，与我和艺术家陈进在北京一起发起了“打开艺术节Open Art Festival”，这是国内第一个国际性的行为艺术节。“行为艺术”与现场表演性艺术的融合，促使我于2003年发起“大道现场艺术节”，以“现场艺术”来改变“行为艺术”境遇和创作的孤立状况，这也是亚洲首个国际性现场艺术节。2004年的“首届大山子艺术节”，包括了由艺术家黄锐发起的关于行为艺术的部分“越界语言”。2005年我和英国曼彻斯特“华人艺术中心”、伦敦“现场艺术发展机构”合作，策划了英国当年度最大规模的国际现场艺术活动“中国现场”。2006年我参与策划了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国节”的“行为艺术”部分。“行为艺术”的国际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领域常规性的艺术活动。 　　许多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移居海外后，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活跃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如蔡国强、古文达、蔡元+奚健钧、赵建海、吴山专、张洹、段英梅等。 　　 　　中国的“行为艺术摄影”作品在90年代以来的独立策展的国内当代艺术活动中，其实屡见不鲜。就我本人而言， 1999年我在北京歌德学院策划的“北京当代文献Beijing Contemporary Art Festival”和2002年“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2nd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的“中国新摄影China’s New Photography”展览中，“行为艺术摄影”都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有数十位国内艺术家的作品参加。近年美国华人艺术学者巫鸿策划的曾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