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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文论;第一节 孔子文学理论批评思想;一、从“君子远庖厨”谈起;2、原儒本是原始时代一种“政教合一”的大人物。儒家者流由一种“术士”职业变成一种哲学流派，实际上与孔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似乎有着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一是为‘礼’寻找一种外在的信仰根据，即使本来就是巫术成分的‘礼’的运作，成为一种严格的宗教仪式；二是为‘礼’寻找一种内在的情感依据，即使本来就具有伦理道德成分的‘礼’之运作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陈炎《积淀与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上古时代的“生民之初，必方士之政”的时代，也就在“儒”这种职业与功能的历史性交替中走向了终结。也就是说由“近”变为了“远离”的过程。;3、从礼的源流角度可以看出，“最古之礼，专重祭礼”，这种风尚一直延袭至中国的轴心其期时代。祭礼不仅必用“牺牲”，同时也配备一整套的复杂的巫教礼仪。 “儒家的有关理想人物，从所谓皋陶、伊尹到周公，实际上都正是这种巫师兼宰辅的‘方士’（传说中所谓伊尹以‘宰割要汤’，实际上有关宰割圣牛的祭神礼仪故事）。后世儒家的理想也总是以这种帮助皇帝去治理天下的‘宰相’ 为最高目标，其来有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在巫教黄金时代的所产生的祭祀系统，在历史演进中也就逐渐变成了所谓的“礼”。儒家始终引以为人生理想的“相礼”身份，即源于此。如《论语·先进》中公西华：“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4、青铜时代，由于“食”就是“政”，其分配制度就是通过宴饮方式体现出来，所谓“食以体政”；但为了消除分配活动带来的后遗症，就用“乐”来缓和矛盾，联络感情，所谓“以乐侑食”。随着文明社会到来，社会出现分化，巫教黄金时代已然终节，原来政治舞台上的“庖丁”们失去宠爱，“远离庖厨”，最终以在民间从事这种“相礼”职业，先秦儒家正发源于此。;二、从“以仁释礼”到“克己复礼”;; 前者是由于尚未完成儒家轴心期精神觉醒之前对其历史传统的依赖性表现，后者则意味着对挑战的回应中孔子创造一种新的生命节奏模型。 2、鉴于此，孔子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就是更加投入地学习周礼和研究周礼；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征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 其二就是对“礼”非常虔诚和严肃、认真；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 其三就是孔子对其时代的非“礼”行为给予严厉批评和抗议。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3、文明化的进展，个体欲望的膨胀，“礼”作为一种诗性政治的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这就使孔子意识到必须从主体内部立法，建立一高度自觉的道德命令，才是行之有效的、可以解决的办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也是孔子以仁释礼的历史发生背景。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 所以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能够把外在的礼乐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命令，把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看做是生命自由意志之体现，即为人的自然本能提供一种伦理节奏模式，使生命冲动依照伦理原则来活动，这就解决了上述的矛盾。 4、那么“仁”的内涵是什么呢？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吾道”就是孔子的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核心，分别讲是“忠恕”，也就是“仁”。 ;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如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乎。”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建立起了一套道德命令，它不仅内在地解决了人性自然与伦理道德本体的矛盾冲突，也使人能够自觉地遵守外在的礼乐制度，成功地解决了周礼崩溃后生命本能的节奏化问题，把生命从本能的无序与混乱中超脱出来，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高度的存在，就此而言，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怎么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三、以“诗教”为中心的文学观及其对《诗经》批评; 1、文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