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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腐败资产跨国追回机制研究 摘 要：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及法律制度的差异，单一的受害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腐败犯罪进行打击和追诉时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且在实践中难以取得成效，这无疑加剧了腐败资产跨国转移的迅猛滋生。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跨国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必要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为腐败资产流出国成功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重大转机。本文首先根据《联合国腐败公约》对腐败资产跨国追回机制进行概述，介绍其主要内容和中国腐败资产跨国追回的迫切性，指出中国目前腐败资产跨国追回所面临的问题，最后为我国腐败资产跨国追回的完善提出建议。 ：腐败资产追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公约》在第51条至第59条详细规范了资产追回机制，主要内容包括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间接追回资产的机制、资产的返还和处分四个核心内容。 事前预防无疑比事后处罚更能有效遏制腐败犯罪的滋生。预防腐败资产跨境转移可以从源头上切断资产流出的可能，从而避免跨国追回腐败资产这一费时费力的艰苦过程。在腐败资产跨国转移过程中，最常用也是最能规避法律惩罚的手段便是洗钱。《公约》在预防腐败的措施中设置了预防洗钱的措施，并且要求缔约国在其国内法中将“对犯罪所得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公约》在资产追回部分更加进一步设置了预防犯罪所得移转的制度。依据《公约》的规定，缔约国为预防腐败资产跨国转移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1）缔约国应当承担的强制性义务 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公约》各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金融机构的客户身份加大核实力度，强化账户审查手段。另一方面，《公约》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相应措施，禁止设立空壳银行或者与其进行交易。空壳银行的最主要特征是有名无实和并不附属于受监管金融集团，即该银行虽然设立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但是主要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机构进行经济往来，而不涉及国内的经营业务，同时该银行还不受设立国的金融法律制度的监管。由于空壳银行的这些特征，使得腐败犯罪的犯罪分子能够毫不费力地通过其转移犯罪所得，黑钱轻而易举即被漂白，追回资产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鉴于此，《公约》要求缔约国禁止在其管辖范围内设立空壳银行，并要求其金融机构不得与空壳类银行具有代理银行关系。[1] （2）缔约国可以采取的强化性法律措施 《公约》在一般性措施的基础上，强烈建议缔约国采取的以下强化措施，缔约国虽然无须立即采取相应措施，但应当认真考虑这些措施在本国施行的可行性，并择机予以实施。主要是指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公职人员需要申报的内容不仅包括其在本国的所有财产，还包括其在外国银行拥有的各种利益关系。缔约国所确立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需以适当记录作依据，并以一定的制裁措施作保障。此外为便利追回资产，缔约国还应考虑允许本国的主管机关在必要时与其它国家主管机关交换相关的申报信息。金融情报机构提具的报告对于预防和追回被移转的犯罪所得具有重要作用。 《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制度，即请求国直接到被请求国通过民事诉讼追回资产的制度。这是请求国自行追回资产的主动制。《公约》是从资产流入国（被请求国）的角度进行立法，规定了被请求国的义务，反之便是请求国的权利。《公约》的任何缔约国均可能成为被请求国，也可能成为请求国，因此所有缔约国均可以运用这一条追回资产，也应承担根据该条配合他国追回资产的义务。[2] 腐败资产的间接追回，即请求国依据法律程序向被请求国发出司法协助的请求，被请求国应此请求将腐败资产予以没收的制度。至于没收后的资产返还问题，则要依据资产的返还与处分制度来决定。腐败资产的间接追回大体要经过三个阶段，即请求——没收——返还，由于相较于直接追回的方式多了一个中转没收的过程，由此得名间接追回。在间接追回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没收阶段。 资产的返还与处分是资产追回中的关键，也是资产追回的最后一环，是《公约》设计该机制的根本目的之一。对腐败资产予以没收，使其处于腐败资产流入国的实际控制之下，这是腐败资产流出国能够成功追回被转移的腐败资产的重要前提。达成这一前提后，公约对于接下来如何就没收的腐败资产进行返还或者其他处分做了进一步规定。[3]《公约》所规定的资产返还与处分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本公约以及资产所在国的法律，在充分尊重善意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下，返还及处分资产。 请求国与被请求国即腐败资产来源国与腐败资产所在国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对请求国来说，腐败资产跨境转移意味着国民财富的损失，严重时甚至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对被请求国来说，则有可能意味着外来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在某些情形下，资产跨境追回可能影响被请求国引进外资的稳定、金融机构的信誉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因此，被请求国可能不情愿满足请求国提出的追缴和返还请求。同时，被请求国一般不愿意采取各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