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集体迷失.docVIP

“富二代”集体迷失 　　“他们什么都不缺,恰恰缺少意义和追求。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于是他们想:为什么我们活着呢?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父亲辛辛苦苦干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自己如果有喜欢的事情我要去干,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干的是什么东西。我就喜欢飙车,那么飙车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对于中国当代的“富二代”们来说,迷失是个普遍问题。 　　 　　“醒二代” 　　 　　一位富二代曾告诉笔者,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曾经非常喜欢赛车。有一天,他崇拜的父亲告诉他:一个男人之所以被人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会玩,而是因为他会认真面对自己的事业。 　　这简直像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反讽:“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这位小伙子很快过上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所过的那种生活――在父亲的公司就职,住在郊区的集体宿舍里,每天7点起床,开会开会开会,没有周末,除了女工不认识别的女孩儿。有时候他也觉得累,但又觉得挺安心的。 　　“我这样的孩子,要是没个事业没个追求,可能会去吸毒的。”他说。 　　后来,他的父亲,一家民营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始人,在辗转知道了儿子的想法后,说:“怎么想那么多,那么感性。”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JP摩根家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 　　企业家二代的淘汰率如此之高,压力和紧迫感也就如影随形。在谈论过速度和激情之后,北京伊利诺伊集团董事长史晓燕的儿子叶志文承认:“其实我最大的噩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愚蠢,或者因为我自己的不负责任,坏了父母这十几年创立的一切。” 　　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缪新颖是那种典型的“让女朋友的妈妈喜出望外”的男孩。留学回国之后,他曾经进入父亲的企业工作,并进行了一番工作考核改革,但是一点儿也不成功。现在,他自己来到上海,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投资公司。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8点起床,9点半准时进公司;没有任何极端的爱好,最多就是玩玩电脑游戏;不购买和使用奢???品,“几千块一件的衬衫,疯了”;就连他的车都是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30万的现代车。那是回国之后父亲买给他的。“当时我跟爸爸说,我长这么大从没求过你,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为我买辆车。” 　　无论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缪新颖和他的父亲缪存良都没什么区别。他甚至已经有了很多白头发。他对自己甚至比父亲所要求的更加苛刻――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我希望32岁之前做出事情来。”过了一会,他又说:“不,30岁吧。” 　　现年27岁的缪新颖这样向我表白:“我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你们20多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紧迫感真的是天天在后面逼着你去学习,去进步。恨不得今天马上有这个能力来统领全军,而不是说躲在后头听、看你的父亲在前面冲锋陷阵,而帮不上什么忙。” 　　这群孩子甚至还发明了一个新词――“醒二代”。相对于“富二代”而言,这个词代表一群意识到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又被责任心和紧迫感所驱使的企业家二代。他们有的进入父辈的企业,学着做老板,有的自己创业,多数选择和父辈的实业完全不同的投资领域,希望借助资本的速度更快地证明自己。 　　“没错,富二代是迷失的一代,但是,他们也是非常富有信息的一代。”袁岳说,“他们知道的很多,他们的见识我想是中国历史上年轻人当中最多的一代。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创业的条件,不再按传统的、简单的步骤进行。这本身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是衔接和平衡,你怎么样把它变成建设性的东西,和其他人合作。” 　　“醒二代”需要找到自己的集体归属和精神出口。 　　 　　孤立 　　 　　陈天红的父亲陈金根是苏州静思园的老板。很多年来,她一直明白一件事情――自己迟早是要接父亲的班的。她已经彻底接受这个事实,但也有走神的时候,“有时候上个网,父亲就会提醒我说,不要玩物丧志啊。” 　　“富二代迷失的原因和富一代的教育方式有关。”袁岳说,“有些人被父母管得很紧,他们的方向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方向,而是父母的方向,他们有迷失感。而另外有一些小孩,父母管得不多,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也会迷茫。父母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很小就送到国外,但是一旦送出国,父母就显得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没有方法论。” 　　所以,富二代是个“孤立的人群”――父母从小把他们送到国际学校,交往圈子很小,交往对象单一,缺少跟正常社会之间的连接,既不明白中国人的潜规则,也并不真正明白洋规则,在两个社会之间被边缘化了。他可能完全自我封闭。 　　在这种成长背景和精神状态下,飙车案就显得不难理解了。“你想像一下,为什么胡斌敢在那么热闹的地段飙车呢?不是说他想要撞死谁,也不是故意要给自己惹这个麻烦。他的前提意识是不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