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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构建 　　[摘要]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65377;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65377;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65377;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65377; 　　[关键词]参与式治理;第三条道路;公民社会;善治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24-04 　　 　　基于社会资源配置领域的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学者们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治理理念,寻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有效合作和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以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65377;在此基础上,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者们试图平息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非此即彼的争论,提出政府应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并积极发展与公民社会合作的伙伴关系,这些理念基本继承了治理的思想内核#65377;笔者在探讨“治理”与“第三条道路”关联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公民社会两个维度提出构建策略,以促进“善治”政府的达成#65377; 　　 　　一#65380;“第三条道路”:超越“左”与“右”的选择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65377;它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而且在20年代即在极右派群体中流行,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这一术语使用得更经常#65377;[1]然而,当代的“第三条道路”绝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借用这一术语的前提下,重构一种新型的“第三条道路”理论#65377;当代西方的“第三条道路”认为,人们必须重构对于国家的刻板理解,超越把“国家当作敌人”的右派和“认为国家就是答案”的左派,重新认识国家在目前及未来应有的定位和角色#65377;[2] 　　(一)“左”派:市场无法克服集??行动的逻辑困境,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市场派认为,由于“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及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会导致帕累托最优,即如果不能使某些人的福利变坏,也不可能使其他人的福利更好#65377;因而唯有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并极力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守夜人”政府,“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65377;然而,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反复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特别是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失灵#65377;即市场机制本身亦存在某些无法克服的缺陷,或受外部环境的制约,根本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65377; 　　一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问题#65377;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必然选择“搭便车”者的角色#65377;公用地的悲剧#65380;囚徒困境#65380;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充分证明市场中个人理性会导致集体的不理性:公共产品无人提供,“外部不经济”的行为因没有外在干预手段的强制日益普遍,严重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65377;二是市场机制无法消除垄断,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65377;三是市场无法保障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市场运行必然会造成人们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市场分配无法缩小差距,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65377;四是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容易导致欺诈行为#65377;五是单一的市场经济无法实现供需总量平衡,难以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性#65377;此外,市场不能解决全社会范围内的失业#65380;养老#65380;医疗保健及扶贫助弱等社会问题#65377;因而,“左”派主张国家和政府应加强对社会#65380;经济生活的干预,克服市场失灵,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65377; 　　(二)“右”派:政府行为效率低下,无法避免官僚主义和寻租行为,主张应减少国家干预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陷入“滞胀”困境#65377;与此同时,政府处于财政#65380;管理和信任全面危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受到了来自新自由主义者的挑战#65377;其中,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政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失效导致的政府政策低效率以及因缺乏竞争机制#65380;降低成本机制#65380;政府机构自我膨胀#65380;监督信息不完备#65380;政府寻租行为导致的政府工作机构低效率使“政府的活动并不是像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