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各阶层.docVIP

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各阶层 　　那时的议员们，敢于如此公开地同王权争夺国权，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很显然，他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地方自治：商人群体怎么做】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解决面临的问题。 　　起初是不得已，朝廷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依靠谁？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朝廷，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他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府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不久，天津商会成立了，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自治的派头可谓有模有样。 　　袁世凯颇有异议，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才能成长起来。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稍不经意，它便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袁氏对这股力量又爱又怕，但更多是利用。有人说，袁氏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就鼓吹君主立宪；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其时，立宪与革命虽各行其是，但实际上形成了近代化合力。革命固然可歌可泣，而自治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周围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商会积极组织救灾，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有权代表天津人民。知县也让出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部分权力，如土地使用、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原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师生关系，他们以官为师，但老师已经恼怒了。 　　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如此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自身陷入困境。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他捐纳，能自主地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而引起全国性学潮及自办路矿运动。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严修主持学部，压力甚大，但他坦然，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成了学潮发源地。学潮之于近代史，已成常识，而对学潮“第一推动者”严修，历史教科书里只字未提。 　　那时的宪政，成绩卓著者，在中央有二部，一为袁氏主持之外务部，另一为严修主理之学部；在地方，则有直隶和两江。宪政之中心地，原来北为直隶之天津，南为两江之上海。袁被开缺后，天津群龙无首，宪政重心南移，上海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