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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国家面对传统的理论困境中医和京剧撞上鲁迅的鄙视链-历史论文 后进国家面对传统的理论困境中医和京剧撞上鲁迅的鄙视链 文 ｜刘勃 鲁迅的旧学功底很好，这是公论，甚至他的论敌也多会强调这一点。1933 年，为了要不要读《庄子》《文选》的问题，鲁迅和施蛰存打笔仗，就被施蛰存入室操戈：“没有经过旧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绝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 若不看言论而看行状，鲁迅很多时候其实也偏于旧的一面。比如他对原配朱安，不论多么不喜欢，总也要照管起来，不会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抛置不顾。比如经营八道湾大宅子的生活，也是旧式大家庭“兄弟怡怡”的梦，至于后来兄弟反目梦碎，那就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 1906 年，被母亲从日本召回绍兴结婚。虽然，婚后不几日他就又和周作人跑到东京去，然而婚毕竟是结了，而且，为了符合观礼者的品位，假辫子也戴了，第二天到女方娘家回门，也是按照礼数走完了程序。1910 年，祖母病逝，鲁迅回家主持丧礼。那情形，大概就是小说《孤独者》里写的：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传说连殳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只见连殳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 “都可以的。” 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有个概括，“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不抬杠。从以上看，他的行为，也是很“不撄”的。 不撄的原因，大概是悲观。觉得对抗也不会有结果，而对抗的过程，正为一出好戏，为看客们所喜。鲁迅的人格，没有多少戏剧化的成分。他的文章，对看客的各种批判吐槽，流露出来的是骨子里的厌恶，则规避“被看”，是基本的生活诉求。 1912 年5 月，应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鲁迅到教育部任职，这一做，就是13 年。不管内心有多么苦闷，至少形式上，鲁迅是一个颇勤勉的公务员。1925 年，鲁迅支持女师大的学生风潮，公开“撄”了一回，因此被免职，然而他竟能打官司把职务要回来。官司能打赢，至少有一个原因是，鲁迅的起诉书是呈交“平政院”的。平政院长汪大燮是讲旧学的，并认为鲁迅也是讲中国学问的，章士钊倒是无君无父的西洋留学生。而且，平政院是袁世凯参照前清的御史台设立的行政裁判机关，负责弹劾和审理违法官吏。总之，是个很不符合民国精神的部门。而开除鲁迅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向来主张官民一律受制于普通法院，是根本反对平政院设立的。 所以，正如鲁迅文章的根底，多自传统得来，鲁迅打官司，也是很利用了旧传统的。然而，人对塑造自己的东西，往往未必有什么好印象。 匕首投枪段子手 众所周知，提到传统，鲁迅好话很少，所谓“批判国民性”，就是拿传统开刀。 著名比喻，如“铁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呐喊·自序》） 更直截了当的，如： 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弯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坟·灯下漫笔》） 都是简短精警的句子，如匕首投枪，遇事便发，水准随便碾压今天的各路段子手。然而这种话，放到讲究弘扬传统文化，小学生也要阅读“《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的今天，却又显得很不合时宜。贴到网上，估计下面也要被“死汉奸”“日本人的狗”“美分拿好快滚不送”之类的跟帖淹没。 平心说，推出这些振聋发聩的议论之前，鲁迅确实没什么论证。如果上引《灯下漫笔》的那段，不过是纸币贬值的时候，兑换得一些银圆，于是有了一些安全感，于是反省，自己怎么如此容易满足呢？于是便引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判断了。这确乎是可悲的事实。然而，这个“我们”，应该是“人类”，而不限于“中国人”。换句话说，这事儿和人性有关，和国民性无关。 再举一个“比烂”的例子，迅翁弃医从文，据说是因为看见中国人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