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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面临两类差异 　　摘要:新农村建设被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之一。本研究以对湖南丘陵地区农村的调研数据为分析基础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在新农村建设既有的经济基础上存在两大差异：一是基础性差异，这一差异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失衡的原因和结果；二是农民之间的个体性差异，这一差异表现在农民从业工种、收入数量、收入来源、支出结构、对市场的应对方式、对富裕与否的认知与归因等方面。新农村建设要缩少第一类差异，正视第二类差异，考虑农民的现实困境和期盼，才能公正地建构新农村发展的基础平台，实现对传统农业的基本改造。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基础性差异；个体性差异；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2-0005-04 　　 　　一、问题说明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农村显露出凋敝现象。[1]（覃巍，2001；韩长赋，1999）我们认为，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主要是以往的发展观存在问题。过去的发展观要么是立足于农村内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要么是希望通过农业融入工业，融入市场来增加农民收入。第一种发展观难以实现现代要素大规模地移入农村①，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通过有效地配置现有的农业生产要素来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唯有现代农业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源泉，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2]（舒尔茨，2003）；第二种发展观忽视了以下事实：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推进，人们之间用以交换的价值尺度，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越来越以城市的价值观，以工业的标准为标准，农民在所有这些交换中很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农民一方面不得不以较高，或很高的价格购买现代城市体系、工业体系、市场体系定价的教育、医疗、农药、化肥和其他日常商品以及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只能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卖农产品以及自身的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成本没有因为现代因素的引入而降低，反而在极大提高，农业劳动逐步跨越舒尔茨意义上的“零值劳动???业”边界而趋向“负值劳动农业”。另外，上述两种思路没有充分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于是，现代市场体系不但没有为改造传统农业做出贡献，而且还成为了城市向农村，工业向农业吸取营养，榨取剩余的庞大体系。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日益被抛到主流社会结构之外[3]（孙立平，2004）。 　　与上述思路不同，中国政府目前所推进的“新农村”建设走的是一条与上述“城市剥夺农村，工业掠夺农业，市场榨取剩余”完全相反的道路：新农村建设要求“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城市、工业的帮助下实现农村改造并促使农村获得发展。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工业如何反哺农业，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方式和结果。于是，明确各地在建设新农村时所具备的基础和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到底有什么要求则显露出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调查对象的选择及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导致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巨大，而且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以此为基础，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建设新农村的基本平台是什么，各地在建设新农村的基础上有什么差异，不同地区农村的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有哪些，他们建设新农村具有了那些基础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有何差异。对这些问题的明了不仅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部署，而且还能折射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运作逻辑。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湖南省的丘陵地区为调查区域，具体包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等市所属的农村。这些地区经济建设的总体模式大致为分散式、庭院生态型经济建设模式；产业模式大致为经济作物与养殖并举的模式；主要农产品为烤烟、茶叶、油料、稻谷、家禽、旅游点；道路建设主要集中在乡村道路改造，电力为农网，在用水方面对防洪及抗旱设施有强烈要求。 　　由于人力物力方面的限制，我们只在这几个地区分别选择了一至两个村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运用文献法了解所调查的五个市就新农村建设各自出台的举措；其次，运用访问法访问所选择的乡村干部，了解他们过去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再次，我们运用问卷法走访农户，调查他们目前的生产生活状况、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发展经济的打算等。 　　具体操作上，我们从处于丘陵地区的长沙、株洲、衡阳、湘潭和邵阳五个市所属的农村抽取了96户进行了入户调研。①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