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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崛起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摘 要：现代性，作为崛起于后封建的欧洲，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最突出的本质属性是其价值的两重性：解放和异化的混合物。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及引发的现代性危机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就受到了启蒙现代性所开启的批判反思传统的质疑。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把启蒙现代性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改造为实践的批判精神，并运用这一批判武器对资本现代性及其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寻求超越现代性的合理路径。在人类面临现代性困境和危机的今天，高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必然选择。 　　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危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1-0032-04 　　 　　一、现代性的崛起 　　 　　现代性这个看起来似乎自明的概念，人们一旦试图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却发现由于其旗帜下汇集了过于纷杂的理论流派，不同的理论家常常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和理解现代性，现代性概念也因此充满了歧义性和复杂性。詹姆逊认为，现代性不是哲学或任何别的概念，它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叙事类型。他反对对现代性进行定义，宁可对现代性的多种情景进行描述。首先，它是一种独特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非人格化的物质层面上的，它包括政治、经济和技术的逐步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还展现出某些独一无二的气质和禀赋，诸如创新的时间意识、对未来的乐观、成熟感、进步信念、发展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其次，这种物质化的现代性历史同以笛卡尔为发端的，并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巅峰的主体性观念的展开并驾齐驱。再次，这个现代性的物质性进程将现代人裹挟于其中，并驱使着现代人不断品尝和回味这个历史性的现代性浪潮，使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现代主义文化，正是对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铭写。最后，贯穿着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人们往往从整体上将上述现代性的几个层面关联起来，把现代性区分为文化精神心理与社会???度结构两个维度。 　　从文化精神心理维度解读现代性的主要是福柯。福柯将从启蒙开启的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他认为，现代性不在于普遍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而在于一种态度，一种“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1］的态度。福柯从曾经导致“上帝之死”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中看到了“人”之死，主张对批判精神与人道主义进行严格的区分，并坚决反对理性的全面谋划。福柯的“批判性质询”没有了现代性全面谋划的野心，而只有对“当下”的质疑，只是要揭示出差异的改变，即我们相对于昨天改变了什么、变化了什么。对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精神，这种精神是启蒙精神的时代延伸。 　　哈贝马斯与吉登斯则着眼于从社会制度结构维度上来理解现代性。哈贝马斯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寻求规范。”［2］49在中世纪的神权社会里，宗教意识形态已经为现世的合理性作出了回答。而自启蒙运动以来，当社会现代化将古代欧洲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经验空间彻底打破，现代性的合理性就成为需要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当世界已不再被看做是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设计的时候，主体性原则就构成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原则，理性则成了真理与价值之源。在现在，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2］22现代性意味着启蒙理性的公共地、自由地运用，是理性的一次全面谋划。吉登斯特别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他认为，现代性“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而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制度与在“战争工业化”的场合中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则构成现代性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四个彼此不同的制度维度。［3］ 　　现代性崛起于西方，有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编年史上，人们往往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作为现代性的开端。但是，编年史上的“现代”概念并没有揭示出现代性所表征的时代的基本原则与特征。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把哺育了现代性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开端。由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其宗旨在于用理性的光芒取代天国的光辉，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们摆脱基督教神学与神权政治的控制，达到思想和政治上的自主性。因此，西方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于同宗教的分离，来自于世俗化过程。上帝的灵光被拂去之后，人惊异地发现了自身。主体性的凸显既为现代性的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又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