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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际传播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时期,即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可能面临两种前景: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和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这就是我们将2003年后的这段时期称为社会转型期的原因所在。 　　 转型时期的现实必然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人们的交往和传播中,而人际传播中的新动向也为研究者的学术思考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关注对象。纵观2003-2007年间的研究,在人际关系的新特点、社会的对话需求、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互动,以及在人际传播对经营管理的影响等问题上,都留下了学者们理性思考的印记。 　　 　　 一、人际传播中的关系研究 　　 　　2003年,王怡红出版了专著《人与人的相遇》,它随即成为当前我国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作者在书中借鉴现代西方人际传播思想,确定了人与人从相遇、相交到相知三个反映传播过程的交往层面,探讨了人际交往的基本观念,交往的过程及原则等问题。在作者看来,人际传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包含在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人的对话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她的这一观点给我们概括人际传播研究的主题提供了启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首先从关系和对话的向度来回顾过去几年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传播研究。 　　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现实而具体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发生传播,传播中双方或各方显示或暗示的身份和地位(人际关系),相当程度决定了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向。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的,因而人际传播中会有一种无形的“文化契约”,决定着人际关系,并影响传播的内容、情感的表露,尽管传播双方或多方并没有实际签订什么契约,规则却是潜在的。在这种规则之下,人们在不同的空间习惯性地采用对应的交流方式,人的本相被严密的遮盖起来。尽管这些关系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社会关系的复杂和多变,人的情感也很难把握,使人感到关系的深不可测,担心难堪或失败的交往结果,基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实际利益的考虑,或难以理清的微妙的心理动因,使得虽然一般情况下人在交往中谈的内容是真实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假相,真相和假相混合于人际传播中。[1]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环境,关系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交流者不需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问题,需要的是创建一个新的思想假定,这就是接受差异,以差异为依据去认识关系中存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永恒张力。关系传播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合理地解释了人际交流中的这种张力与对话的关系现象。[2] 　　上述人际传播中的关系观点既是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巨变的总结,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来指导未来发展。中国学者对于农民工群体人际关系的个案研究,正是上述思想的一种独特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城乡之间人员的流动变得异常频繁,工人和农民的界线不再像过去那样清晰可辨。尤其是近几年来,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使得这一议题开始进入一些研究者的视野,他们开始通过研究来发现: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的人际关系经历了怎样的裂变、重建和发展过程。 　　中国农村基于乡土关系的人际传播是一种“先在性”关系,它为越来越多想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了城市信息的直接通道,也为进城后的人际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同乡即亲、同乡互济”,是中国农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心理定势和行为趋向。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不附加直接条件的行为选择,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带有道德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进一步强化同乡关系,同样,不同利益则会弱化这种同乡关系,甚至造成同乡之间的矛盾。城市生活较之于原先的村落生活,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挑战性。这时,对真实可靠信息的依赖程度、情感的寄托、融入集体寻求归属感的欲望前所未有地增大。而传统的乡土关系,是农民工到城市后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最可以信任的社会资源。[3] 　　但是说到底,流动人口所构建的社会空间是独特的,它嵌入于城市社会之中,受到城市生活形态的影响,同时这一空间又是独立的,与城市社会相隔离,保持着乡村社会的文化特征,并在时空中与乡村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所以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必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城市赋予了这一空间以一定的市场特性与现代元素,而乡村则奠定了这一空间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与道德文化基础。这种被结构化的社会空间使人际传播的媒介更加丰富,使人际传播的内容更加多样化,从以前以村落为中心的话题转向政治经济、国家大事、社会新闻、市场动态、职业信息等,这种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