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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逻辑对技术科学的贡献 　　摘 要：西方思维从一般到个别进行探求，中国传统逻辑从直觉思维出发寻求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二者各具特色，都对各自民族的科学和文化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关键词：西方科学；中国逻辑? 　　中图分类号：B812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41-02? 　　 　　西方科学从演绎出发，探求从一般到个别所具有的必然联系，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就一直在寻求这个过程的必然性途径。真正地实现了一般到特殊的演绎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个别事物是不中用的，正如一个医师如果只有理论而无经验是不会治好病一样，因他治的是‘加里亚’、‘苏格拉底’等个别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1］“从这里便产生了构成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概念的特殊复杂性。一般，理念，作为真实的存在，是生成和变化之因。因此，正是由于它和通过它，被感知的特殊的东西就能被理解、被思考、被解说。科学必须陈述：从用概念认知的‘一般’如何得到被感知的‘特殊’。另方面，在思想中的一般就是特殊所由论证、借以论证的根据。据此，理解和论证是同一个东西，即从一般到特殊的推论。”［2］106亚里士多德的主要逻辑学说三段论正是基于从一般到特殊的推论而创造出来的，“将它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概念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之一上――即特殊从属于一般的关系。这理论的唯一问题总是：一个概念（主词）是否应该从属于另一个概念（宾词）。三段论必须处理的只是这样一些思维形式，即按照这些思维形式，借助于中间概念，必须判断：是后发生一个概念从属另一个概念。亚里士多德极其详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他的三段论的持久价值和其意义的局限性均基于此”［2］287。“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概念之被推得或导出，是由三个更一般的概念（次高的种或类）加上一个特殊的特性标记或差异形成的。”［2］396因此，从这里可以推出西方传统形式逻辑是从一般到个别的必然性推论，它强调的是从属到种之间的既是自然又是必然的过渡推论，这种推论的基础，是从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基???出发的，同时又为西方的认识论基础服务。? 　　中国古代的思维传统与此正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中国传统的思维样式是从直觉思维出发，从事物之间的推类上去认识、分析、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先哲们的思维里，心物同构，万物皆备于我，万物同构，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大宇宙，把个体事物看成小宇宙，自然、大小宇宙之间有相似相类之处，因此，便可以“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便可以“告诸往而知来者”和“温故而知新”；也可以“以往知来”，和“以见知隐”；“以近知远 ”以及“以今知古”。有不少现代的学者，如H#8226;Wilhelm Fberhard，Jablonski，尤其是Granet把这种思维样式称为“关联式的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联想式的思考”（associative thinking）。这种直觉的联想系统，有它自己的因果关系以及自己的逻辑，有其独特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偏重于事物之间的外在因果关系，在这里，“概念”与“概念”之间并不互相隶属或包涵，而是处于一种平等并置的关系，强调的是同类事物的相互感应或作用。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不可能从一般到特殊进行推论，而是从个别到个别、一般到一般的“推类”。对于这种思维样式，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显然地，从历史看来，中国在技术上的许多发现，并未受到发现者们的宇宙观的质的影响。而且不能因为著书者的宇宙观未曾发展出伽利略与牛顿那样的科学，便使那些他鄙视的中国古籍里的经验知识的价值，减低丝毫。反之，我以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不是原始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它绝非处于逻辑的浑沌，以为任一事物皆可做为其他事物的原因，而让魔术师纯粹的幻想来指导人的观念。”［3］276Jablonski在解释其老师Granet的观点时说：“相互关联的观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取代了因果的观念，因为万物不是有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关联。”［3］360? 　　由此，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西方科学基础和中国古代发明的一段话：“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来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4］147惊奇吗？一点也不惊奇，这是因为就如同“几何学是希腊数学的特征，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