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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任性”引发的治理挑战？-社会科学论文 如何应对“任性”引发的治理挑战？ 文／陈薇 社会心态作为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共识、情绪和感受，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和具体行为产生着导向作用，“任性”背后的负面社会心态导致了人们在行为模式上的功利主义和极端主义。 一直以来，人们用以沟通和交流的语言总是最先反映出变革时期公众的社会心态和行为导向，从而成为社会转型和价值变迁的风向标。当下，“任性”一词风靡社会，在全民“任性”愈演愈烈的趋势下，关注“任性”背后蕴藏的负面社会心态和行为导向，预判并适时回应“任性”相关现象引发的政府治理挑战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 “任性”背后的负面社会心态与行为导向 “任性”顾名思义，主要指执拗使性，无所顾忌。作为一个贬义词，“任性”一词纵然有着网络流行词惯有的戏谑与自嘲，但背后亦反映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非理性或者说异化的社会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拜金与炫富心态横行、规则和责任心态缺失，以及平和与包容心态的弱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建立多元经济格局、拓宽人们价值实现与财富积累渠道的同时，也因过渡时期制度与监管的不完善使得部分人得以通过钻“政策”空子或打法律“擦边球”而一夜暴富。一方面是少数人财富的急剧膨胀甚至是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在经济地位上的相对被剥夺感增强，拜金和炫富的心态恰好就在这财富的急剧分化中开始泛滥。最典型的表现便是网络社交平台中的“阔少”、“千金小姐”、“富二代”们不厌其烦地以露骨的语言和夸张的图片大肆炫耀财富，并引来无数网民的“围观”与模仿。“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成为炫富与媚富者大肆宣扬的口号。 中国有句古话：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至君王，下至庶民，均应遵循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反观当下中国，有权任性的政府官员为谋取私利不惜违反党纪国法，无权任性的民众也往往对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秩序和规则视而不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任性”的行列，除了拜金、媚权和无规则主义作祟外，平和与宽容心态的弱化亦不容忽视。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平和意味着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的和谐安宁，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无论从个人层而还是从社会层面来讲，“任性”所体现出的“自我化”和“功利化”倾向均与内心的平和与宽容背道而驰，并在无形中催化了整个社会的焦虑与不安情绪。 社会心态作为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共识、情绪和感受，同时也对社会群体的价值判断和具体行为产生着导向作用， “任性”背后的负面社会心态导致人们在行为模式上的功利主义和极端主义。在网络虚拟世界中有网民以“任性”之名，肆意宣泄个人情绪；相应地，在现实世界里，也有人不顾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制度，做出突破社会道德底线、损害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的行为。“任性”引发的政府治理挑战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用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或许能很好地概括网络时代“任性”现象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引发的种种矛盾与内在紧张。发端于网络流行语的“任性”及其衍生问题的负面性、广泛性和公共性正对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首先，作为治理主要支撑的社会资本正在被侵蚀。社会资本是一种以合作、信任和相互期待为基础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进而成为能够对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的见的手）“双重失灵”进行功能补充的非制度化要素。与此同时，治理是一项牵涉面广、内容复杂且多变的系统工程，其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资本所带来的良好的公共精神、道德自觉、社会凝聚力和有序政治参与。简而言之，社会资本的存量与治理效益的增量存在着绝对的正相关，深厚的社会资本构成治理有力的合法性支撑。然而，那些毫无顾忌的炫富、晒富等行为，那些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词评论，都正通过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在无形中破坏着社会网络中人与人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以及互利互助的社会关系，侵蚀着人们内心应有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动摇着治理的民众基础。 其次，作为治理核心主体的政府陷入信任危机。毋庸置疑，目前我国的治理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来构建的，良好的政府形象以及公众的认可与支持是政府有效治理的前提。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素养，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其执行情况都影响着公众对政府认知判断和价值选择。当某些官员滥用公权，大肆攫取公共利益的时候，当政府制度供给不足、公共政策“朝令夕改”的时候，政府的“任性”已引起公众对政府的怀疑和不满，甚至会激化公众与政府间的矛盾。 最后，作为治理重要秩序供给的政策与法律面临执行难题。治理的一项基本要务就是以各项法规制度来持续地建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