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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知识生产中隐性知识的权力 　　摘要: 自近代科学以来,编码知识的力量得到彰显,隐性知识的权力遭到忽略。本文通过对科学知识生产中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的对比研究发现隐性知识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关键词: 科学知识隐性知识编码知识权力 　　 　　人类自产生以来,便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界进行探索,对自身展开思考。这种探索和思考正是知识产生的重要源泉。近代科技产生以后,人类建造了大量的实验室,将其作为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场所。实验室的产生,虽然加强了现代科学的实用性、目的性,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却远离人群,科学知识本身也只为少数的一些人――科学家所掌握。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对知识本身产生了兴趣,把知识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两大类,进而追寻知识的成因。长期以来,编码知识的力量得到彰显,隐性知识的权力遭到忽略。 　　 　　一、科学知识研究的兴起 　　 　　关于科学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默顿学派进行的规范结构、轨迹行为等研究工作;以贝尔纳为代表的一批英国人则以剑桥大学为中心,以科学为研究对象,来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等。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是在默顿开创的研究领域内进行。默顿学派主要致力于开拓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创造了一套对科学进行研究的方法,进而研究社会对科学知识结构和发展的影响,但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科学的社会建制问题。 　　与此同时,马克斯?舍勒开创了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知识的传统;之后,卡尔?曼海姆在该领域中居于领导地位。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知识或思想过程与社会文化中其他存在因素之间的关联,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局限于个人的思想,知识是群体和社会协商的产物。 　　不论是科学社会学还是知识社会学,它们对于科学的载体――科学知识本身的研究,一直还处于空白状态。默顿学派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一定独特的规范,社会学家不应该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因而一些人将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称为“科学制度的社会学”和“科学家的社会学”。而以曼海姆为首的知识社会学最初也认为社会决定人们的观念,进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内容,但在“当他的魄力面对诸如数学和自然科学这样的,显然具有自主性的主题时,他的努力便失败了”。[1] 　　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了一个以巴里?巴恩斯和大卫?布鲁尔为首的“科学元勘小组”,他们提出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要用社会学的知识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全面的研究,外界称之为“爱丁堡学派”。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从70年代在英国兴起之后,发展相当迅速,逐渐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者们转换视角,在对科学和科学知识进行研究时,把人们通常都忽视的社会因素引入到该研究领域,通过大量应用社会因素分析方法而使其凸显出来,并使得社会因素无所不在,渗透到知识的内容、形式和实践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从科学知识的形成、发展、评价等不同的角度对科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社会学审视,并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利益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且社会因素最终表现为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或信仰上的不同方式的利益。“磋商理论”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较有影响的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活动不存在完全的认识一致,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意见,科学家们是通过磋商,最终达成一致的意见。磋商对科学事实与科学理论的选择和解释起到直接制约的作用。“行为者―网络理论”是巴黎学派在具体科学活动研究之后提出的一个新理论。该理论认为,科学研究的行动者不仅包括直接在实验中从事科研活动的科学家,而且包括实验室以外的其他科学家、企业主、政府官员等与该科学活动有关的不同领域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一个“行动者网络”。该网络把科学家、自然和社会联系到了一起,使自然和社会同样受到人类作用的控制,社会因素在科学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凸显。 　　在知识研究领域,人们通过分类整理把知识分为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编码知识又可以分为嵌入编码知识和非嵌入编码知识。嵌入编码知识因其只属于特定的群体、领域或民族,只用于具体的各门类科学学科之中,而不能广泛运用。“非嵌入编码知识是如四则运算、勾股弦定律、杠杆原理等一些简单基本的科学知识。非嵌入编码知识因其非嵌入而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共享”。[2]由于当前科学的强大势力与影响,许多人试图如自然科学各学科一样,把非嵌入编码知识以某种科学知识形式、科学方法或固定模式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解决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隐性知识“包含有相对客观的部分和主观的部分”,相对客观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