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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视角下的习语翻译浅论 　　摘 要： 习语是语言的精华，恰到好处地使用习语，可以为文章增添色彩。由于习语在语言中的重要地位，习语的翻译早已引起了译界的重视。恰如其分的习语翻译对跨文化交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语用学理论，论述了习语翻译语用等值的实质，认为在习语的翻译中应该确保其语用意义等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行之有效的习语语用翻译策略。 　　关键词： 语用学视角 习语 翻译 　　 　　1.引言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重要渠道，经过言语社会长期应用形成的习语就像是镶嵌在语言中的宝石一样熠熠生辉。英汉两种语言都有丰富的习语，它们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其地方色彩。习语的本质特点是其意义表达上的双重性，一重为表层意义，一重为深层意义。由于英汉两种语言隶属不同语系，复杂文化背景的制约使得习语的两重意义往往难以重合甚至相去甚远。而正是习语字面意义之上的深层含义体现了习语使用者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该习语的真意所在。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向目的语读者传达源语习语的深层含义就构成了习语翻译中重要的步骤。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习语的深层意义即是其语用意义，语用意义是言语行为的用意即言外之意，也即言语的语用含义。由于习语包孕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语言通常具有间接性、含蓄性，富含了大量的言外之意，因此对其语用意义的等值传递对于跨文化翻译中习语深层意义的传达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2.语用等值的界定 　　 　　长久以来，翻译等值概念一直是中西方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虽然中外翻译学家对翻译标准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在实质上都认为等值是翻译的基本标准之一。根据著名符号学家莫里斯（Morris，1946）的观点，语言符号系统涉及三种关系：语言符号系统内部各单位之间的语法关系；语言符号系统与外部世界的语义关系；语言符号系统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语用关系。这三种关系代表着语言所承载信息的三个层次即言内意义（linguistic meaning）、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语用意义（pragmatic meaning），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话语的总体意义。等值在??基础上也相应地被分为：语形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一部完美的译作应尽量在这三个意义层次上都能实现等值转换。语形等值在同一语系的语言之间，转换比较容易实现，但若语系不同，实现难度则较大，有时甚至根本无法转换。如果无视这种差异而盲目追求对等，只能出现死译或硬译，译文可读性必然很低。语义等值是指“客观真值”相同，根据语义学理论，语义学研究的是语言中符号的指称意义或称规约意义，也就是语言结构本身的意义。根据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生成语义，原文和译文如果共有一个深层结构就能够实现语义等值。由于深层结构的形成多发生在思维阶段，与具体的语言形式关系不大，所以注重语义等值较之形式对等有更大的应用范围。但是语义等值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未能顾及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语用因素。脱胎于语义学研究的语用学是语言学一个较新的领域，它研究的是使用中的语言以及语言与原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即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语用学理论，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涵义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从而获得语用等值。语用等值不同于语义等值，它研究的是语言使用时的话语意义也就是语言结构在语境中所表达的实际意义或非规约意义即语用意义。语用学把语言本身的意义和使用者的意图成功地结合在一起，能很好地解释和完善翻译“等值”论中的空白和缺漏。语用学使得传统上对语言语义内容（字面意义）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语境意义的研究上，这种对于意义研究角度的转变使得翻译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给翻译理论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把语用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翻译就是我们说的“语用翻译”（pragmatic translation），语用翻译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双语翻译达到语用意义等值的效果。 　　在语用学理论中，著名语言哲学家奥斯丁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及格赖斯和莱文森的语用含义理论为语用意义的等值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塞尔（Searle，1969）在论述语言行为的“言外之力”时曾使用F(P)公式，F指“言外之力”，P指命题内容，即语义。此公式表明一个言语行为不但包含语义内容，而且包含说话人的意图，语义表达是要为实现语用意图服务的，有时语义命题无关紧要，话语的目的只是在于“言外之力”。简而言之，就是应看原文在语境中的含义――语用含义。语用含义并不是注重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告诉人们说此话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言语行为”中以言行事的行为用意或意向。表现意图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所有人类语言的使用者所共有的。因此，在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