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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东林学派的济世情怀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士人一直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古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承担者。自孔子起始，儒学士子们无不怀有崇高的社会政治思想，殉道济世、忧国忧民。明代晚期的东林学派继承了儒学这一传统，将“救世”、“济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此而积极奔走，奉献出满腔热血。顾宪成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体现了东林学派的满腔“济世”情怀。 　　 　　(一) 　　 　　东林学派在明代万历年间形成，它是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为首，由江南学者和官员组成的一个学术团体，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或下野的士大夫，不少朝中官员与他们遥相呼应。 　　东林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自万历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治上，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魏忠贤阉党专权乱政，致使当权者在全国范围内失去了民心。经济上，在嘉靖、万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了较大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与此同时，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加速了贫富分化，在全国造成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的局面。在思想学术界，理学趋于衰败，空谈心性而不务实际的学风泛滥。一些有识之士从“经世致用”出发，提出了改革朝政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方案，倡导求实学风，以“实学”来取代“理学”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在这种动荡变化、危机深重的情形下，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重，重修了东林书院，在讲学、议政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东林学派。他们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开创了明清实学思潮之端绪；同时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文化禁锢等方面也显示出了新的思想，成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 　　 　　(二) 　　 　　宋儒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名言被东林学派奉为座右铭。 　　东林诸子以“忠恕”二字来概括《大学》的“治国平天下”学说，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要与“治国平天下”学说相联系，以此来反对王学末流空谈玄虚而不务实践的浮华学风。顾宪成将“诚意、正心、修身”概括为“忠”，将“齐家、治国、平天下”概括为“恕”，强调只有把“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道德修养完善了，才能“恕以及物”，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也就是说修身就是治世、救世。这是东林学派的“救世”思想。 　　关于“济民”，东林学派则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博施济众”。他们认为关心天下人即为“仁”，又引述范仲淹的名言树为己志：“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事事忧国忧民。在权衡“国”与“民”的轻重问题上，高攀龙提出：“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于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他认为除了对于国家的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要服从国家之外，对于有益于百姓的大事，即使有损于国，也应该“从民”。至于对国家无损而于百姓有益的事，则应该毫不犹豫立即去做，尽力为人民的利益考虑。 　　 　　(三) 　　 　　如何“救世”、“济民”? 　　第一，东林学派反对封建独裁专制，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官僚、大宦官专权乱政，提出了带有民主思想萌芽的口号。 　　高攀龙揭露了明晚期宦官和内臣狼狈为奸、专权乱政的状况，指出“由今之道不变，今之政未有不抵于危亡者也”，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顾宪成在他所著的《以俟录》中勇敢地提出了“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响亮口号，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口号具有早期民主色彩，为明清之际黄宗羲“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的民主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思想启迪。 　　东林学派还十分关注科举，提出“夫士，何择于贵贱也!”、“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等一系列主张，要求不分等级贵贱，录取真正有才能的人。 　　第二，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 　　为了进一步加重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榨取，从万历二十五年起，明神宗下令于各地设税使，并且派宦官充当矿监到各地采矿和征收矿税。自此矿监税使所到之处肆意搜刮压榨，致使“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当时正在家乡讲学的顾宪成就曾至书地方官，要求严惩税使俞愚、金阳欺榨勒索商人赵焕等以及草菅人命的暴行。高攀龙则提出了制止其的具体办法：“目前急著在天下巡抚得人，使其随地相机、随宜措置，每年务设处若干，以佐国用。”把开采权从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把无止境的税银额固定下来，相对地减轻各地商人和百姓的沉重负担。这虽然不能完全制止矿监税使的扰害，但也是较为可行的办法。 　　第三，正人心、正学术、尚实学、重实证。 　　顾允成就讲学之人的不同品格，与顾宪成有过意味深刻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