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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税改革进展情况、经验、问题和深化改革建议
我国财税改革的进展情况、经验、问题和深化改革的建议
财政是以国家政权体系为主体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为庶政之母”,要为实现最高决策层设定的战略目标服务,为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财力保障。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社会转轨中,财税改革作为中国总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发展、配套改革、社会稳定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脉络是: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从建立健全政府公共收入体系到公共财政导向下的预算管理改革与支出制度建设。在其中税制实现了从过度简化状况向多层次复合税制的演进,并配合财政分税分级框架的构建和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动态实施税收体系的改进完善。
下面分几个方面作简要说明:
一、我国财税改革的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果
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宏观层面启动改革的突破口,财政分权实行“分灶吃饭”,打开后续改革空间。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启动阶段,除了农村、企业的微观试验,特区的局部试验之外,宏观层面是在财政这一分配领域,以“分灶吃饭”的分权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动作的,后续改革的空间得以陆续打开。这种渐进式改革,使我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不停车检修”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拉开了一系列改革事项的序幕,然后通过上下呼应、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局部后扩展为特点的渐进安排,形成了市场取向改革逐步推进的局面。
1978年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财政管理体制上权力较多集中在中央,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有企业上交利润。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31.1%,企业上交利润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50%以上。税制方面,建国初期以多税种、多次征收为特征的复合税制,经过1958年、1973年两次税制简化,演变为只设7个税种,对国有企业只征一道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这种财税制度安排,虽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现实选择,但也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等,改革势在必行。1979年,为解决传统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财税改革以“分灶吃饭”的分权方式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支配能力,即在以体制形式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时,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预算管理权限,其主要内容和以后的主要推进步骤是:(1)从1980年开始,在中央和省级为代表的地方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改变“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2)1985年在两步利改税完成后,“分灶吃饭”体制在表述上调整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3)1988年,与国有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相呼应,开始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财政包干办法,包括“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等。(4)1994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模式相配套,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与企业及政府间的收入分配制度,打破对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体系,促进公平竞争和解决中央政府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过低等问题,实行了由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并延续到今。
改革开放初期,决策层在宏观层面上选择财政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意图是在以原计划体制继续维持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同时,从宏观上先通过分配权力的下放来调动地方和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和打开后续的多方面改革的渐进空间。实践已证明,这一方略是成功的。
2.经两大阶段,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
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978年到1992年,财政成为宏观层面解锁“高度集中体制”的突破口,以行政性分权的方式通过逐步退出传统的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并探索自身职能向公共化内涵的转变。从改革开始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量变积累期和试验期。这一时期,在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财政改革不可能一步走向清晰的、与市场经济体制准确对接的体制目标。多种体制并存,分权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解决财政体制的规范性和透明化问题,因而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滑过多,以至于政府行政能力和中央政府调控能力明显下降。这为其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第二阶段: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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