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沉重“竞次发展模式”.docVIP

代价沉重的“竞次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原来促进我们发展的因素开始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曾几何时，我们陶醉于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满足于我们的“比较优势”，但如今，这些因素反而造成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时代，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劳动者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办法则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曾经，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石，也是外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 　　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这不但与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某种不协调性，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 　　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这种人为因素作用之下，劳动力被当做一种自然资源在使用，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甚至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还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人为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的结果。 　　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大多处于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地位。而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劳动者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引进外资战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是基本国策，但地方部门为发展GDP、解决就业，在引进外资的具体实践中相互竞争，重速度轻效率，重规模轻质量。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 　　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地区，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此战略发挥到极致的城市成为榜样，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为了引进外资，地价甚至压至开发成本的75%。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地区纷纷将地价压至超低水平。如此，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不降价，就意味着失去竞争力。而这种竞相压价的行为，将中国各地FDI竞争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那个引进外资最为炽热的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地方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的肉其实都是劳动者的福利。以牺牲劳动者的福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