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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缺席者与被忽略在场者 　　摘 要：十七年文学普遍在为适应主流话语而努力。爱情本来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在十七年文学中却显得尴尬，具体到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上则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是英雄主角――在场的缺席者；要么是个性鲜明的配角――被忽略的在场者。 　　关键词：英雄 配角 缺席者 在场者 　　 　　“民主主体根本上是一个男性空间，民族主义似乎是一种深刻的父权意识形态，它将主体位置赋予男性身上，促使他们为领土、所有权以及宰制权利而战。”[1]长期以来,男性一直是历史的主体，但是在“十七年”特殊的文学环境中，革命男性是作为英雄的象征被描述的，是没有私欲的历史镜像主体。男性个体肉身的缺席是十七年文学中的普遍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中，男性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改变，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主流话语建构新的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要么是对刚刚过去的战争历史的叙述，要么是对正在发生的现实的阐释。正面的英雄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符号功能：作为民族国家所要宣传的一种符号被书写。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不断净化自我感情的过程，英雄是纯粹的、透明的。在民族解放战场，无论是拼杀的勇士，还是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公而忘私，不谈个人感情，即英雄感情的缺失。在那个视爱情为洪水猛兽的年代里，英雄个人的感情被压抑。只有女性倾慕英雄的可能，没有英雄主动寻求爱情的机会，可以说他们只有被爱的份，没有主动去爱的权利，否则就是对英雄形象的玷污。通过对文本的考察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男性没有感情，而是男性在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中，个人感情被净化掉了。梁生宝开始是很喜欢改霞的，作者通过梁生宝的心理活动表现了这一点。不过他对改霞的喜欢始终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生宝“想伸出臂膀把对自己表示倾心的姑娘搂在怀里”，但共产党员的理智战胜了他身上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梁生宝缩回双手的同时也收回了对改霞的爱意，注定了两人的分道扬镳。如果梁生宝真的那样做了，也许《创业史》的结局就要发生改变，梁生宝的形象会因为这些显得丰满，但同时高大的英雄形象会因为感情“泛滥”受到玷污。作者柳青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让主人公共产党员的理智占了上风，梁生宝由对改霞的喜爱变成了觉得改霞有点轻浮，不踏实。在这一过程中梁生宝的个人感情得到了净化，更加全身心投入农业社当中。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里，杨晓东在和银环的一次会面中，银环问了他的个人问题，银环的本意是想和他发展感情，可是杨晓东却说：“个人问题？我们共产党员一般是先公后私，把个人问题提在第一位有什么意思？”[2]银环并没有想置“个人问题”于“革命问题”之上，而是杨晓东在“个人问题”上显得过于克制与紧张。可见，杨晓东对个人感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然而他对银环真的没有存个人感情吗？在他与肖峰的对话中，有一段他的心理活动：“银环确实是个好姑娘，他从心里喜欢她，但自己是她的直接领导，进入内线以来，对她帮助不大，工作上也没搞出什么成绩，先谈这些私人事干什么。”[3]杨晓东用自己的克制延宕了本该早些到来的个人幸福，然而正是他的自我克制，使女革命者银环更觉得他崇高与伟大，从而更加愿意追随他。不难看出，英雄的个人感情观念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革命爱情相对立的观念偶尔会发生摩擦，但这种摩擦只能是不经意的流露，并且很快要用共产党员的理智克制住心里的“痛感”。在五、六十年代红色叙事中，男权秩序实际上已经沦落为一种虚幻的“能指”，民族国家才是唯一本质化的“所指”。在红色爱情叙事中标示着男性性别个体存在的肉身，包括灵魂，只能是在场的缺席者。面对美丽的女革命者的满腔爱情，具有更革命姿态的男英雄们只有一再延宕或干脆拒绝，因为他们比女性更懂得“只有牺牲身体在此的优先权，律令才会获得生存领域中的特权及神圣性”[4]。他们作为民族国家主体的代言人，得到的或许远比失去的多，他们往往会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但本质上革命男性也不过是一个历史主体的镜像主体，他们在借助女性“他者”对自我形象构筑之时，也在对自我形象进行异化。 　　应该看到的是，作家这样设置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显然是由于文学环境和规范的压力。尽管在《林海雪原》中，作者在白茹出场后反复描写少剑波是怎样不欢迎女卫生员的到来，作品仍然因为其中的爱情描写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引起争议；可见，爱情描写显露出游离革命事业之外的因子就会被斥责，革命英雄必须显示出对爱情的拒绝才有资格获得革命的附属物――爱情。 　　作品主题是为了塑造英雄，但是在英雄之外，还有一些平常人或者说非英雄存在，他们是“被忽略的存在者”。余永泽、冯登龙、马立本、高自苹、马有翼……他们都不是文本的主角，只是在作品中的某一时段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显示斗争的复杂性，增强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