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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诚信击中『嫁接』 　　别人出国，他在国内尽责。这让青少年偶像和传统政治话语“嫁接”，以淡化传统政治话语固有的悲情色彩，显得时尚。代笔争议使得这一嫁接断裂了。 　　 　　春节过后，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以方舟子为代表的，对于韩寒的作品是否有“代笔”的争议并没有结束，反而一直是公众的焦点，这一争议已经长期化了。一方面是方舟子和诸多质疑者现在不断地通过对于韩寒早期作品的文本的读解和通过对韩寒本人接受采访等公开的信息进行质疑，另一方面当事人韩寒和韩仁均已经不再在媒体公开回应此事，进入了相对沉默的时期，而在法院的起诉则由于公众的反应未如理想而处于停滞状态。但一些支持者仍然在持续为韩寒辩护，对方舟子进行强烈的反驳。现在的情况和春节前事情开始时并没有巨大的变化，韩寒本人的著作权显然不可能受到根本性的冲击，而事件本身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终止。 　　 　　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 　　这次引发的争议其实是一个难以有最后定论的议题―“代笔”，这和文学界常常引发争议的抄袭剽窃的争论或者有关学历、研究成果的真假的争论有明显的不同。有关抄袭剽窃等的讨论，有已经发表的文本可供比对，也有著作权受到损害的一方。这样的争议常常会有可以经过对比研究得出的相对能够让公众一致接受的结论。虽然许多当事人还会对此不服，但已经难以对公众产生影响。因而往往存在某种通过关键证据“一锤定音”的可能性。而“代笔”是一种合作关系，是一种假定的“原作者”心甘情愿地让渡自己的著作权给作者的行为，代笔者的原作也常常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这种关系中的双方并没有人利益受损，反而有可能是双赢的结局，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人提供可供比照的版本。 　　 　　对于“代笔”的质疑并没有作为法律上证据的可能，也完全不可能动摇现有的著作权人对于作品的署名及其所有的各种权利。这种质疑只能基于逻辑的推断，只能在于通过一系列的逻辑的推理尝试论证作者“不可能”创作这些作品。但作者本人和有关各方也完全有权坚守立场，无需辩论就坚定地坚持著作权，作者一方根本不需要论证这些作品??作者写出的“可能”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因为目前的著作权不可能由于没有铁证的质疑就发生动摇，也不可能由此承担任何导致法理意义上的著作权的改变的后果。从这一点上看，质疑不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和后果，除非出现关键性的证据和证人，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质疑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 　　 　　但这仍然可能产生对于现有著作权人的声誉的冲击：一是作者的创造性的能力会受到怀疑，导致声誉下降。二是作者的诚信品格受到怀疑，也会导致声誉下降。问题不在于法律上的著作权，而在于公众心目中对于作者的能力和诚信的判断。因此，这次的质疑和方舟子以往的打假其实有相当的差别。那些打假都会有更多的证实或证伪的“证据”，有最后难以辩驳的根据。而这次却是根据文本的解读分析进行的。目前争议的关键在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几篇作文和韩寒最初的成名作《三重门》。但作者和他的一方也有不得不自辩的理由，因为如果这种“代笔”的表述为公众所接受，必然会导致作者的声誉受到更多的冲击。这种冲击无论如何也是难以为作者和他的相关方面接受的。因此也不得不在公众舆论中进行自证，论证自己不仅“可能”而且确实创作了这些作品而并不存在任何代笔者。这里的“官司”其实不是法律上的，而是舆论中的。这里质疑者的有利之处在于他只需要提出逻辑的疑点就可以导致作者的原创性和诚信受损，但不利之处在于不可能得到任何铁证。作者的有利之处在于他天然具有著作权和作者身份不可能被动摇，不利之处在于“自证”具有极高难度。 　　 　　逻辑有冲击力，感情有鼓动力 　　这种论战必然难以得到任何“一锤定音”最终的结果，其结果在于人们心中对于作者的原创性和诚信两者的信任的程度是否降低。论战的双方都是依据逻辑或情感，永远无从找到死证，就会各显神通。而双方杠上的结果也就是无结果的结果而已，而“韩三篇”的微妙影响也值得深长思之，人们会依据“情感共同体”，如过去的感情和谁接近来下判断，或“利益共同体”，支持谁对我有好处来下判断。争讼不已，最后就会是质疑方通过逻辑、文体风格、时代特点等力证“不可能”；作者方从写作经历、事实方面力证“可能”；而双方的“粉”都是依据过去的感情来判断，也会为逻辑和事实的不断举证而发生微妙的变化。 　　 　　逻辑有冲击力，感情有鼓动力，关键是说服中间派，这些原本没有立场的中间派的判断会决定双方的影响力的消长。目前的论战其实就是这样的状况的真实的反映。而网络争议的问题在于都会有许多激烈的、伤及对方人格或名誉的话语，论战也会为各种偶然的情况和公关策略所影响。同时，关于名誉权的诉讼也难以解决这一争议，既无法有效地终结质疑，也无法有效地通过法院得到关于原创性和诚信的绝对的肯定。无论何方胜诉，各方只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