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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差异与近古诗歌阐释学中精神融合 　　摘要：近古诗渐衰，而诗论益精。近古诗论家对于“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争论，从创作和阐释的双重角度出发，客观上揭示出了古典诗歌的文本差异。阐释方式往往因文本类型而定。依据“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说，阐释者或执辞求意，或欣然兴会，或专力壹思、精神融合于古人，才可达到某种程度的阐释效果。在诸种阐释手段中，精神融合因其强调阐释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沟通无碍，往往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文本差异；近古；诗歌阐释学；精神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8722;0136#8722;04 　　一 　　 　　明代诗人谢榛认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拘泥其迹可也。”[1](3)这里所谓“可解”之诗，意指有所昭示或寄托之作品，读者自可依照知人论世、诗史互证之法去抉奥阐幽；至于“不可解”之诗，譬若水中月、镜中花，其高远清虚、幽悠宁谧的境界，一方面是诗人神遇外物之际兴会适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往往因其虚幻特质而变得难以琢磨。对于 “不可解”之诗，阐释者任何的界定和确解，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和误读，它自然是“不必解”的了。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观点，谢氏又云：“黄山谷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则诗委地矣。’予所谓‘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与此意同。”[1](13)作为江西诗派的典型代表，黄庭坚一生以老杜为宗，却以为即便是针对拥有“诗史”美誉的杜诗，阐释者亦不可穿凿附会，以为寄寓无所不在，总是习惯性地为文本寻找现实依据。其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取其大旨，弃其枝末，这样不至于把好诗解释成为了历史的传声筒。谢榛对此论深表赞同。 　　一般来说，赞同黄庭坚、谢榛的诗论家是倾向于标举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譬如清初诗论家叶燮，他把“是否可解”作为评判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叶氏《原诗》言：“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2](32)在他看来，可言、可解之诗乃俗儒之作；表现在理、事、情等方面的不可解、不必解之作品，才是理至、事至、情至之语。不难看出，谢榛、叶燮诗论的共同点，在于对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青睐和赞赏。其不同点是：前者从阐释视角出发，后者从创作视角出发。尽管如此，阐释与创作往往紧密关联、二位一体，它们共同组成文学活动的重要环节，故谢、叶两家之说，实同一说。 　　与谢、叶两家诗论迥异的是，明人俞弁引蒋冕云：“近代评诗者，谓诗至于不可解，然后为妙。夫诗美教化，敦风俗，示劝戒，然后足以为诗。诗而至於不可解，是何说邪? 且《三百篇》，何尝有不可解者 哉?”[3](1318)清人何文焕亦曰：“解诗不可泥，观孔子所称可与言《诗》，及孟子所引可见矣，而断无不可解之理。谢茂秦创为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说，贻误无穷。”[4](823)蒋、何两家因为受到儒家批评传统的深刻影响，往往以《诗经》为代表，以孔孟之说为准绳，以《毛诗序》为典型，特别注重诗歌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故而痛批谢榛。封建体制总是需要儒家诗教和《毛诗序》的。正因为如此，在谢、叶的同时代社会中，依然有不少诗论家坚持：诗歌必然可解，诗歌断无不可解之文本，只有可解之诗，才是真正的好诗。这正是叶燮所谓的俗儒观念。 　　黄、谢、叶、蒋、何诸家之说，究竟孰对孰错？笔者以为：其一，诗歌自有“可解”“不可解”以及“不必解”之文本，“不可解”自然“不必解”。相对而言，蒋、何二家，或以为诗“何尝有不可解者”，或以诗“断无不可解之理”，持论确有褊狭之处。其二，正如清人朱鹤龄所说的那样：“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此可解者也。托物假象，兴会适然，此不可解者也。”[5](301)换句话说，有的诗歌文本侧重“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有的则侧重“托物假象、兴会适然”。前者注重写实，后者则注重象喻。前者强调思想价值，后者凸现审美境界。而比较之下，“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美学气质更浓。其三，可解之诗也好，不可解、不必解之诗也罢，它们都是作者在特定时空下的心灵产物，故而在艺术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不仅如此，两者之间的异质同构，往往综合构成了古典诗歌的文本特色，孕育并创造出了许多流传不朽的优秀作品。 　　 　　二 　　 　　近古诗渐衰，而诗论益精。有关“可解”与“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争论，实际上从创作和可供阐释的双重角度出发，客观揭示出了古典诗歌的文本差异。 　　文本差异意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类型区别。文学作品当中的文本差异，通常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