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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道德与永远人格向度 　　1924年5月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不久又发表了《幽默杂话》，在中国文坛最早提倡从外国文学中引进“幽默”，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有了幽默作家与幽默作品。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时候，又再次大张旗鼓，提倡散文的闲适笔调与幽默情趣，并且围绕着他的文学主张，集结了“语丝派”的班底以及一批散文作家，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首的“论语派”作家群体，包括孙福熙、孙伏园、章川岛、章衣萍、邵洵美、俞平伯、潘光旦、冯文炳（废名）、刘半农等，掀起了一股“幽默文学”热。当“论语派”在文学史上沉落之后，真正写幽默散文且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就很少见了。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余光中先生而引以骄傲。他是一位独具幽默风格的散文家，《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均是其名作；我以为最好的作品当是《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现代散文选读》（丁帆、杨九俊主编）的《假如我有九条命》（以下简称《假如》），诚然也是一篇难得的精品。 　　一篇优美散文的诞生，往往源于作家的奇思妙想，那种灵动的感觉会使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后灵动的思想、美妙的词句就会喷薄而出。《假如》由一个联想而起感兴，从“猫有九条命”而产生了作者对自己生命的眺望。这里有必要介绍关于“猫有九命”的一些传说，因为这对理解这篇散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关于“猫有九命”的传说。欧美流传着造物主派其使者希瓦之神赐猫“九命”的说法；英国人更把“猫有九条命”列为本国谚语。《佛经》上关于“猫有九命”有两处记载。一处说：“佛正集诸弟子讲经，有一猫蹲佛座下，屏息静听。弟子有询佛缘故，问此猫是否亦通经典？佛曰：猫有灵性，其命有九，人只得其一。故猫之灵性，殊非人类可及耳。”另一处则明白地指出：“猫命有九，系通、灵、静、正、觉、光、精、气、神。”故此，信奉佛教的国家都有猫有“九命”之说。中国还流传“九命猫妖”故事：猫每过九年就长出一条尾巴，历九九八十一年，就会长出九条尾巴来；随后它就会魔化成人形，变成九条命了。这些传说差不多与宗教关联起来，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命长度的眺望。也许正出于这种生存的期盼，人类在自身的文化意识里似乎把猫当成了生命图腾，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把它的族类永远当成自己的宠物与朋友。至于在文学作品里表现猫、描写猫、借猫说事则随处可见，有的则直接把它作为作品主要表现的隐喻、意象与对象。（如老舍的《猫城记》、钱钟书的《猫》、梁遇春的《猫狗》、孙犁的《猫的故事》、宗璞的《猫冢》、残雪的《索债者》，等等。）然而，从猫的“九命”联想到自己“假如”拥有的“九命”，这是散文创作中的绝无仅有；唯其如此，《假如》这篇散文才有了“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新颖创意，才有了属于余光中个人的艺术创造。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可想，平常生活中的余光中是很忙的。学者、教授、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等头衔加在他的头上，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往往顾此失彼。该做的事不能尽力去做，不该做的事又违心地占用他的时间，整天都处于“穷于应付”的无奈与烦恼之中。作者拥有“九条命”的“假如”，是感叹人生苦短；更是感叹个体生命深陷于各种关系网中，面对社会、人生、事业、家庭等诸多方面的无奈和烦恼。正是这种感叹，才令作者痴人说梦，有了“九条命”各司其职的戏说。 　　文章一一列说“九条命”的用处。第一命，用于“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以丹麦王子汉姆莱特的话说，“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生活”，是指安身立命、养家活口的一份公职。自然这是为社会为民众作奉献，但得委屈服从官僚管理机构的繁缛管理，并且忍受文牍主义的耗命和烦恼。假如以九命中的一条命来应付，也就少了自己的烦恼。第二命，用于侍候九十多岁、半昧不明的父亲与年过八十、“断了腿”的岳母。假如以九命中的一命事亲尽孝，年年岁岁、时时刻刻侍奉左右，拳拳以尽自己孝子、孝婿之心，那就是一个“老莱子”式的好儿子、好女婿了。第三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平时因自己把家务交给相夫教女的太太，乐得“垂拱而治”，故而也忽略了对妻子和四个女儿的呵护与关心。如果把一条命放在家政与家务上，也就不仅仅是“合照”上的“元首”，也就没有《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中的那般忡忡忧心。第四命，“用来做朋友”……第五命，“用来读书”……第六命，用来做“人师”……第七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乍看起来，作者是在“戏说”，在“假如”中叙说九命的生存用项与价值。然而，作者却又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敞开心扉叙说自己方方面面应该承担的责任。 　　忠于职守的责任，事亲尽孝的责任，呵护妻女的责任，交友诚信的责任，修业进德的责任，为人师表的责任，立言著述的责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