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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封建税制下农民负担 　　 摘要：赋税制度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对于广大的农民是沉重的负担。农民们背负着重担，忍受着剥削，辛勤的劳作，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关键词：初税亩；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 　　中图分类号：D904.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254-02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封建时代，农民更是国家的主体，是农民辛勤地田间劳作创造了财富供统治阶级享乐，维持封建国家的发展。政府凭借什么手段来搜刮农民的财富呢？赋税制度。税制对于君主、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则是沉重的负担。农民把大部分收成上交，剩下的往往不足一家老小吃用，遇上灾荒便是度日如年，冻死的、饿死的比比皆是。究其原因，是残酷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尤为重要的便是赋役制度。自从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奴隶社会是国家的主体劳动者，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劳动成果全部被剥削，地位等同于牛马等牲口。直到进入封建社会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也就相应诞生了剥削农民的赋役制度。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使得我国有大量的荒地被开垦了出来，因此出现了许多公田以外的私田。这些私田的主人控制了私田产品，他们非但没有向国君交纳，还改变了以前的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私田主人成为地主，耕田者变成了农民。针对这些变化，有些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便尝试着实行了最初的税制，例如齐国的管仲他实行的“相地而衰征”就是指根据土地的好坏来征收赋税。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实际上就是开始按照土地的数目来征收税了。这些税制表面上是派给地主，但地主会千方百计地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实际上就成为了农民的沉重负担。秦朝，中国进入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时代。秦始皇时，让百姓自己申报土地，记录在户籍上，户籍上有了土地、年龄、性别等内容，国家就可以依据这些向农民征发赋税与徭役。这就是编户制度，是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根本制度。在秦代，赋税制度十分沉重，有田租，有按人口多少征收的户赋，还有其他种种苛捐杂税，全是依据编户制度进行派征的。这种制度在两汉时期更加盛行，编户农民必须向封建国家承担田租、算赋和口赋、徭役、兵役四项负担。这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完善的赋税制度正式形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实行租调制。北魏时期比较突出，孝文帝改革颁布均田令，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按人口分配，接受了土地的人民，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谷物，即租；还要缴纳帛或布，指户税，即所说的调。隋朝沿用此制，但租调数量有所减轻，农民服役时间也短。后来又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可以不去服役，但要缴纳一定的绢代替服役（即庸）”。从此，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隋唐在隋的基础上，按照轻徭薄赋的原则来改革了赋役制度，最终实行了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做“租”，在服徭役的时期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纳绢或布代役，叫做“庸”。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的庸已有了年龄限制“庸”的制定，虽然放宽了对农民的服役控制，但可以给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相对多的时间，时间的保证有利于农业发展。 　　755年，唐玄宗统治后期出现“安史之乱”。叛军很快攻下洛阳、长安。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场主要在北方，使北方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商旅断绝，人口锐减。洛阳周围几百里内，许多州县都变成了废墟，大量的田地荒芜。到了唐德宗时代，国家更加残破衰败，吏治腐败，皇帝不能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使得边镇重将经常截留中央税收，进行土地兼并，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靠江南，而且还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唐朝的统治面临危机，如何增加财源、稳定统治？这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唐德宗即位之后就接受了杨炎的建议，然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两税法。每家都施行按资产的多少来交纳户税，按土地多少交纳地税，一年份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原先的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全部取消。作为唐德宗时代的子民，只要负担地税和户税就可以了。它使我国唐朝中期以来的混乱税制得到了统一，在这个时期它确保了国家的财政税收，也改变了自战国以来的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原先的制度凭借户籍来摊派赋役，主要以人口尤其是成年男丁为标准。两税法中明确规定以财富多少为标准纳税。这表明了此时的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已经有了放松。两税法还规定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这一方面扩大了税源，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但是好景不长，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大地主隐瞒财产，把赋税转稼到农民身上，政府又增加了新的苛捐杂税，刚刚轻松的农民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明朝中后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更加发达。但当时的农民既要负担粮食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