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融合与纳兰性德出现.docVIP

满汉融合与纳兰性德出现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避讳改名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清初满洲亲贵，其超逸的才华和词令的美丽为时人、后人所赞赏。如果仅把纳兰性德的出现作为文坛的一朵奇葩或仅看成是一个文人在其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成功。是不够的。其实，他的成功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成为突破满汉文化藩篱的开端，他是满洲贵族中最早得到汉族文士认同的文人，不自觉地向汉族文士传递了康熙时期文化政策走向的信息。 　　 　　清初对汉文化从“抵御”到“借鉴” 　　 　　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何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是清初统治者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努尔哈赤出征辽东，满族文化初遭汉文化的冲击。出于实际需要，努尔哈赤注意吸收汉人有学艺者加入自己的阵营。在辽东地区站稳脚跟，政权初步稳固后，满蒙联合。入主中原。但他们面临的却是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及汉族文化。皇太极为首的统治集团“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天聪五年(1631)十一月，皇太极谕贝勒大臣曰：“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对八旗子弟读书的年龄便都作了明确规定：“自今凡弟子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令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等“翻译汉字书籍”。天聪三年(1629)文馆设立，八月，皇太极用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同年九月。他“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勿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赏之”。认识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辽东儒士，如范文程、宁完我成了皇太极的重要谋士。 　　入关后，顺治帝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清朝统治者采取上述一系列文化政策，就可以从容“抚有”华夏了吗?事实证明这远不够。汉人的图书典籍浩若烟海，韬略计谋层出不穷。远较最初“从龙”的辽东儒士，如范文程、宁完我等复杂得多。在清军进攻江南的过程中，实质性地遇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强烈抵抗??就是明显的例证。要成为完全的统治者，仅靠借鉴些许汉文化的政策恐怕是不够的。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学习。到康熙亲政以后，“融满入汉”虽非情愿，但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康熙初年“融满入汉”的文化抉择 　　 　　康熙帝亲政之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定江南文士集团成为康熙朝文化政策的重点。清朝入关，统一全国，三吴是反清斗争最为惨烈之处，清军为了报复这些抵抗者，所到之处。出现了一幕幕惨剧。武力征服江南地区后的一段时间里，士子或待时而动，或联络海外，始终不稳。江南成为思想最不稳定，人心思旧的地区。康熙帝亲政后，已进入取得对汉族地区实施全面统治的关键阶段，其中最主要的是吴三桂谋反。由于吴三桂本就明朝旧臣，又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所以如何稳定江南文士集团，又凸显出来。在满汉文化交融中，形成了逐渐从被动受影响到主动接受的文化过程。康熙帝在全国推行八股取士，以增强文化凝聚力；开设博学鸿儒科、开明史馆，用非常规的手段网络人才，使游离于王法之外的各路人士，各安其处。前朝“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开经筵、举行日讲，讲官以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侍郎、尚书等熟悉儒家经典的儒臣为主，推重儒学宗师的地位。康熙帝一改外来征服者的形象，俨然以中华民族代表者的姿态，采取尊崇孔孟。承袭文化大统，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十七年(1676年)的举措便是明证：康熙十二年二月“上御经筵，命讲官日值。”“五月壬申。学士傅达理等请以夏至辍讲，上早曰：学问之道。宜无间断。其勿辍。”康熙十三年九月“上御经筵，命每日进讲如常。”康熙十四年四月“上谕：侍臣进讲，朕乃覆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康熙十五年三月，“赐彭定求等二百九人进士及第。” 　　康熙帝为学如此勤奋，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他的身体力行，对八旗子弟影响至深。逐渐弥合了满汉文化的差异。清初清统治者吸纳汉文化精华的文化政策，顺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而且推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八旗子弟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尤其自幼生长汉地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新一代满族人迅速成长起来，思想意识焕然一新。他们参加科举、拜读经书，满族肇兴时代的“无论长幼，争相奋励，皆以行兵出猎为喜”。娴于骑射，疏于文教的状况逐渐改变。入关后，满洲官员，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人监。护军统领、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俱为萌生。其余各官之子，俱为监生。定牛录各取官学生2名，以20名习汉书。余俱习满书，普通旗人子弟逐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康熙四年(1665年)规定。恩荫子弟。先送国子监读书，后授官职。满洲贵族习汉诗文者也蔚然成风 　　 　　纳兰性德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