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职业精神就是流浪.docVIP

记者职业精神就是流浪 　　辞职是想保住《新周报》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你不做《新周报》以后这段时间的生活状态，先简单说说这个吧。 　　赵世龙(以下简称“赵”)：我必须为《新周报》付出代价的。作为《新周报》的精神领袖，必须为这个团队负责，当时辞职也是为了保住这张报纸，但没能保下来。原因很复杂，可能核心的原因还是湖北的环境：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这样的报纸，这样的报纸惹事，还不如没有。它现在变成一个法制文摘报纸，还叫这个名字，发行量非常小，很难看到。 　　记得我们报纸第一期印了137800份，这个数字是我到印刷厂核实的，没有水分。第二期就是15万。头两期报纸影响非常大，网络上的转载率非常高。我们刊登《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的稿子出来后，有关部门到处找我们的报纸，也找不到，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走“邮发”。后来，他们在街上买了20份，拿回办公室人手一份地审看。 　　第一期的阅评并没有发现问题，但第三期有篇评论，提到党内三权分立的问题。后来的阅评认为“此提法不妥”，这是很温和的批评，也没说要怎么惩处。但阅评送到湖北省后，《知音》就吓坏了，因为《知音》从办刊20多年以来从未挨过批评，哪怕一些新闻失实，打官司输点钱都没问题，毕竟都和政治无关。 　　我后来决定退出，坐火车去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 　　张：然后，又做了些什么? 　　赵：2004年年底，我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就在家写书。当时，也有些报纸让我去，但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也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一段时间，也想做些研究。毕竟《新周报》100多号人，是因为理想聚集到一起来的，有些大腕还是我做工作才来到这个团队的。 　　张：在家赋闲了多长时间? 　　赵将近两年。2005年的五六月份，《云南日报》旗下的《滇池晨报》来找我，一个广告商花了几百万把这个报纸的经营权包下来。它原来是份日报，2000年之前都很好，持续发行量都在七八万份。云南最好的报纸是《春城晚报》，号称30万份，实际大概在12～13万份。由于两份报纸同质化严重，一种说法是《云南日报》把《滇池晨报》牺牲掉，改成周报。广告商买下来以后，以周报的形式出，其他时候也出报，按日报出，但内容基本上都是广告。他们希望我去主持这份报纸。但是投入不够，我过去一两个月。就觉得做不了，虽然自己在这年收入有30万元，但还是有些心高气傲地辞职走了，宁愿回去继续失业。 　　10月份的时候，北京一份法制报纸让我去，但这个报纸的内部人士比较难处，加上广告商也不想出太高价钱请我，去了两三个月，我就回来了。这个报纸最大问题是养了一些狗仔记者，到处敲诈勒索，江湖人称“敲诈与勒索×报”。 　　张：年底回广州之后，2006年忙什么呢? 　　赵：2005年底，《羊城晚报》希望我回去。那时候，回去的话，领导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一直拖到2006年5月份，准备给我处级待遇。当时，报社内部有不同意见，14个编委有7到8个反对。后来，我也联系了《南方都市报》，他们还专门开了社委会，结论是：赵世龙这样的人，还是以后再引进吧，他们报社刚有个副主编被撤，比较敏感。期间，《广州日报》也和我约谈过两次。最后，还是《羊城晚报》的总编和社长达成一致，共同承担政治风险，于是就回到了母报《羊城晚报》。 　　张：具体在什么部门? 　　赵：在总编室里设了一个深度报道组。因为《羊城晚报》是省委机关报，和《南方日报》平级，如果要设深度报道部的话，就是一个处级架构，必须报省委组织部批准。 　　内部已经同意，让我做首席记者，但没有宣布。社长总编找我谈话，说现在搞改革，虽然要担一定的风险，但我们还是要引进你这样的有才之士。再一个，晚报对你是了解的，毕竟在这里待了五六年嘛，性格品质我们都很熟悉。 　　张：你觉得，《羊城晚报》的价值取向与你的个人性格符合吗? 　　赵：不尽符合。但你得先有个饭碗，有个平台。闲在家里，我就是个失业人员，只能写写博客和网络评论，失去了新闻操作的平台。在家赋闲那段时间。我写了部30多万字的关于高考和反思中国应试教育的东西，起名叫《我们竟然百孔千疮》，正在寻求出版，在我的博客上贴出了一部分，大概几万字。 　　 　　记者永远在路上，精神是自由的 　　 　　张：写这个题材，跟你2000年报道嘉禾高考舞弊案有关吗? 　　赵：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个东西是对教育体制的批判。我从小就比较反叛，就是个坏学生，偏科也偏得很严重，数理化和外语基本上都丢光光，从小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喜欢文科，随自己的爱好兴致发展，根本不考虑高考和将来前途的问题，所以走的路子跟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搭界。 　　张：你觉得，这些生活经历跟你以后的职业理念有密切关系吗? 　　赵：到今天，我也算是成功的记者吧，做过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