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我与“公派生项目”故事.docVIP

讲述我与“公派生项目”故事 　　我来自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享有地球上的“绿宝石”美誉的荔波县，一个祖祖辈辈居住在大山上的美丽的布依族山寨。周边还分布着水族和侗族山寨，勤劳纯朴的人们世代男耕女织，说着自己的民族语言，九成以上的人基本不懂汉语，初中前我也不例外。 　　我小时候上的是山村小学，初中毕业前连几句流利的汉语都说不好，与同学、老师的交流基本用布依语，高一开始说汉语，大一开始学普通话，研一开始说英语，在老师和同学的热心帮助下，本科毕业时我已掌握标准的普通话，研究生毕业时能说一口较流利的美式英语。 　　2006年9月我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攻读地质工程博士学位，2007年6月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下简称“公派生项目”)资助资格，同年12月前往德国，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身份做为期两年的研修，现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岩土工程专业，从事土动力学特性的研究。 　　 　　“公派生项目”实现我的留学梦 　　 　　“公派生项目”的启动，点燃了我出国深造，报效祖国的梦想。2007年元月初，学校转发教育部关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通知，项目申请的截至日期是3月22日，时间较短，多数同学无法独自获取国外科研机构的邀请信或录取通知书。索取邀请信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国内导师或同国外有合作关系的老师身上。就这样，在国内导师项伟教授的帮助下，我顺利拿到来自德国爱尔兰根大学的邀请。 　　拿到邀请，并完成网上申请后，我将申请材料报送学校等候校内专家初审。在评审结果未正式公布前，我内心十分焦虑，尽管各方面的表现十分优秀，但学校只争取到有限的25个名额。我经历心急如焚的10多天漫长等待后，初审通过的名单终于浮出水面，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兴奋之余，我就自己的材料评审情况问了一位参与评审的专家，他说：“从提交材料看，你综合素质好，各方面的表现十分优秀，评审专家全票通过了你的申请。”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我心情无比激动。之前，我曾担忧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实是我杞人忧天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评审过程始终真实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但如此，学校负责“公派生项目”的老师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一直很耐心，热心，高效率地为大家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学校上报2个多月后，也就是2007年5月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其网站上正式公布了首批“公派生项目”学生名单。之后两天，我无比激动地收到了具有多重意义的资助资格证书。 　　我初中毕业以前，附近村寨很多孩子小学未毕业就开始辍学，回家帮父母干农活，十五六岁就结婚成家，循环过着祖辈留下的男耕女织的清苦生活。如今境况略有好转。近年来村寨上一些青年人陆续外出打工，挣的钱比在家务农多，但仍有很多家长因家境贫寒，不赞成孩子继续上学，加上近年来大学毕业生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孩子们更没有信心读书，总以为自己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于是就辍学外出打工，这种情况日趋严重。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村寨附近方圆几十里范围内，就没有出过几个大专生，更不用说本科生和研究生了。 　　我是建国以来我们乡镇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是近几十年来荔波县第一个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在“公派生项目”启动之前，公派留学对我而言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公派生项目”给更多学生带来了希望，也给国家发展建设储备了一支生力军。对像我这样一个来自贫穷落后的偏远山区农村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这来之不易的公派留学机遇，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使命。评审标准上，我与其他同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没有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就为我降低标准，给予特殊照顾。这点非常重要，反而让我们少数民族学生更加自信，在其他同学面前也能挺起胸膛。这件事情，在我的家乡已经家喻户晓，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部分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也增加了孩子们的自信心，明白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让他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重觅合作机构 　　 　　按原计划，我准备从国内携带三峡库区内的一些滑坡带的滑带土，到爱尔兰根大学做流变特性和微结构的定量研究。通过研究库区内的滑坡在长期高水位浸泡作用下的滑带土流变特性的变化，进而分析其对滑坡稳定性的影响，选题很有意义。但这个计划有三方面的问题，首先，爱尔兰根大学的流变试验仪器相对陈旧，数据测量精度较低；其次，从国内携带大量原装土样十分不便，一旦土样遭扰动破坏，重新取样工作将异常困难；再者，若不参与国外课题，独自做自带项目，不利于同国外研究人员交流，更不利于学习国外先进科研理念。 　　基于以上考虑，另择一个更合适的科研机构迫在眉睫。我在联系合作对象的过程中始终严格遵循“三个一流”的标准，综合几位在中国做交流项目的德国学生学者的建议，以及SCI和日检索系统中收集的重要信息以及互联网信息，我得知，亚琛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