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知”“行”博弈.docVIP

许传玺“知”“行”博弈 　　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经典命题，历代贤哲都曾为此发出过深深的感叹，荀子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在现实生活当中，知与行究竟孰难?孰易?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做出不同的回答。 　　当年许传玺以山东省外语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从意气风发的北大学子，到学有所成的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从年薪20万美元的美国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中国政法大学年薪仅6万元人民币的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许传玺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在知与行的探索中，不断阐示着自己的人生意义。 　　“法学在涉及人类的各种科学学科中最具参与性，实用性，是一门由“知”到“行”的学科……法学最讲求实践理性，关注的是权利，义务、公平，正义等核心内容，可以被负责任地用于改善社会。基于这种认识，许传玺在完成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项目后，又进而考入哈佛大学，开始由人类学这种更注重理解社会，更注重“知”的学科转入更注重“改善社会”、“知”“行”并重的法学。在前往哈佛攻读法学博士时，他在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导师在推荐信上写道“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完全相信他也会在贵校表现优异……我惟一的担心是：他可能就此离开人类学这个领域，而那将是我们专业的重大损失。”在耶鲁的6年间。许传玺不仅保持全优的成绩，一直是该校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而且被推举为《耶鲁人类学学刊》主编；如果继续从事人类学研究，他无疑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面对当今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许传玺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的观望者。运用法律来负责任地进行社会参与、社会改造，是许传玺做出由“知”到“行”这一选择的现实追求。将自己的专业努力方向定位在中美比较法学研究并进而回国报效国家，对许传玺来说更是一种必然。 　　 　　回家，不需要理由 　　 　　“如果不回国的话，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作为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生活：每天的高层会面和谈判，△许传玺。很可能在纽约中央公园旁有一套公寓，还可能同时在康州有一座乡间别墅……只是，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局限在那么一种安逸的状态。”这是回国5年后，许传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回答，采访地点就在他回国任职的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办公室――联合楼205。 　　联合楼，一栋三层的俄式建筑，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现在外表已经陈旧，加上西侧正在兴建一栋新的高楼，使得楼前的空间更显得狭窄有限，而且路面也坑洼不平。联合楼205，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办公室，两张办公桌，几把椅子，两个书柜，一个沙发，两台电脑，外加传真机，复印机、饮水机，这就是中美法学院和许传玺的主要办公地点。除此之外，学院后来又有了另一间更为狭小的办公室。 　　1999年，刚满30岁的许传玺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随后进入美国著名的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驻纽约总部担任律师，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部分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2000年，他受邀担任美国比较法学会理事和《美国比较法学刊》编委，成为该学会和学刊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学者。2001年，他被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请为该中心第一位专职研究员。 　　此时的许传玺即使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并且前途无量。但他的内心却始终有着一种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不管从事人类学还是法学研究，他的视野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我在美国留学、工作了近13年，关注的都是与中国有关的课题。” 　　1998年，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助理兼法学院院长的徐显明随中国法学教育代表团访美，第一次见到了时任旅美中国法学会主席的许传玺：“许传玺对国内发生的变化非常关心，和我们很认真地探讨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 　　求贤若渴的徐显明没有食言。2002年夏季，已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他找到了短期回国探亲的许传玺，希望他能到政法大学，创办一所以中美比较法为教学科研重点、为国内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中美法学院：“美国法多年来在国际政治、国际组织、跨国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研究和借鉴美国法已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法律的重要课题。”徐显明说：“但在WTO等大型谈判场合，有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位精通中美法律的专业人才，令人心痛啊!” 　　一番促膝长谈，徐校长的诚意让许传玺看到了政法大学希望发展中美比较法的决心。许传玺认为，自二战以来，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国际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研究英美法和比较法已成为维护国家、企业及个人利益，增强我国国际影响的必要途径。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国际上屡遭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