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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特色翻译学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经过一些争论之后，似乎已有共识。但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则有不同的提法。其中一种意见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本文将结合几个经典的传统译学理论和西方译学理论，对“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提法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中国特色；翻译学；呼吁 　　 　　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翻译标准，或大相径庭，例如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直译和意译，或相辅相成，例如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信达雅；到现代，更涌现了一些比较严格甚至“科学化”的标准：西方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动态对等”，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传意翻译”，中国则有人运用语言学和数学模式来衡量等值度，从而对译作进行定量分析。[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许多学者呼吁建立翻译学，经过一些争论之后，似乎已有共识。但是，要建立什么样的翻译学，则有不同的提法。一种意见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或（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学，或“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另一种意见则是要建立“翻译学”，并反对强调民族特色[2]。我们真的能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些中西译论。 　　一、对几个中国传统议论的回顾： 　　1.严复的“信、达、雅”： 　　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在译序中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则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3] 　　关于信、达、雅三者的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这从他对这三字的排列及论述的顺序，即可看出。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等于没译。所以在信之外还要求其达。他提到中西文的句法的不同：“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则二三字，多者数十百倍。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消减取径，又恐意义有漏。”因而他认为译者必须“讲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他明确提出：“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4] 　　2.周氏兄弟的译论： 　　鲁迅（周树人，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兄弟俩也是清末介绍和翻译欧洲新文艺的先驱者。鲁迅于1902年去日本留学，在1903年开始翻译活动，最初是从日文转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儒勒?凡尔纳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周作人于1906年夏秋之间赴日留学，在1904年便开始从英文翻译《侠女奴》等小说。他们合作从事翻译活动，是在日本开始的，时在1907年。周氏兄弟当时不仅积极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工作，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译学见解。其中最主要的约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深受梁启超等人有关翻译主张的影响，强调翻译工作对于”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引导国人进步的重大意义；同时，他们又注目于”异域文术新宗“的艺术性，强调翻译文学作品的移情和涵养神思的作用。 　　周氏兄弟在译学理论方面的第二个较大贡献，确地提出了有关“直译”的观点，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大概在20年代初，周氏兄弟就鲜明的使用“直译”这个术语来概括他们的译学主张。1920年4月17日，周作人在他的译文集《点滴》的序中说，他的这几篇译作有“两个特别的地方，”，其中第一件便是“直译的文体”。鲁迅在1924年11月22日为所译的《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也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鲁迅在1925年12月3日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写的《后记》中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 　　3.钱钟书的“化境”： 　　中国当代最令人骄傲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钱钟书，也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杰出贡献。钱氏有关翻译的文章主要有：1963年3月写的《林纾的翻译》，1981年重写的《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和《管锥篇》中的《译事三难》、《反艺术开宗明义》、《译诗》、《译音字望文穿凿》等几则札记。在这些文章中，钱氏作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论述。 　　首先是关于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的独特见解。令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是，他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论述，竟然是从《说文解字》的一段训诂文字中引申出来的。在《林纾的翻译》的一开头，他写到： 　　汉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