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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研究几个疑点辨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价值论哲学研究曾显示出爆发性的发展力度和规模，并已加入到这一领域前沿的国际对话。这是一个基本的势态。笔者坚定地认为并曾多次表示：我国的价值理论并不是先学了西方再来模仿的产物，也不是在原有哲学教科书体系框架内重组和发挥的产物。应该说，它反映了“文革”之后一种历史反思和理论重建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的“实践标准大讨论”既是它的历史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这种研究的基础、取向和风格，既有普遍的哲学理论和逻辑根基，又有特殊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实践根基。我们是以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为对象，跨越了单纯学习和引进的阶段，用中国式的体验、话语和风格，走向了这一领域的深处。诚然，目前的理论体系未必成熟，研究的方法和观点也存在着许多争议。但我们首先要正视并理解这段历史，珍惜这段历史，把30年来我国在价值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作是我国学者结合当代现实在理论上进行自主创新的尝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和环节，具有构建当代中国哲学部分话语的意义。 　　从上述基点出发，不仅有助于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自觉，增强创新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确立自觉的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保证我们的研究深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一个必要的“潜台词”。我们价值研究的走向和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个基础是否牢固，这个“潜台词”是否清晰准确。就是说，在理论上我们完全有权利讲自己的话，无须附合别人；我们更有责任讲好自己的话，不可成为空话和废话。为此，必须时时关注并反省自己理论研究的得失，要让它经得起科学逻辑的批判，更要经得起实践（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检验。从这个角度看来，笔者认为下面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一、语境：超越“拥西”与“反西”情结 　　近些年来，大家普遍感觉我们的价值研究陷入了停滞，鲜有突破和创新性进展。这与社会上出于实践需要而呈现出迫切甚至火爆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是为什么？原因固然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受到某种“西化和反西化情结”的干扰，在思考路径上陷入了狭隘的门户之见。 　　自价值研究在中国开展以来，就曾一再受到某些质疑。而这些质疑多半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先验地、习惯性地认定：“价值论”原本是一套来自西方的理论，只有西方学者的论述才是它的“正宗”。所以判断有关研究的性质和得失，就要以西方的成果为根据，或者以西方学者的本意为本意。这种先入之见或成见，首先使我们整体上的学术主体意识软弱，表现为不是把这种研究及其成果当作中国自己的理论探索，以独立自主、齐心协力的心态，在与西方各种理论平等对话、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以建设性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去理解、应用、检验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成果，而是有意无意以种种异己、怀疑、轻视或回避的态度对待它。受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的影响，学术界内外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态度： 　　一种是，认为我们的价值研究就应该向西方看齐，凡不能与西方学术对上号的学术，就没有根底，就不算是学问。因此在各种情况下谈论价值时，首先关注的是“门户出身”而不是“问题逻辑 ”，总是热衷于到洋文本中去钩沉索引、核对验证，要以某些西方学者的意见为根据，而无意于认真整理和吸纳古往今来中国自己的学术成果，更无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意见。这是所谓“拥西情结”的表现。 　　另一种是，认为价值论既然是一种西方的理论，那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必然不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我国意识形态。社会上一直有人极力否定、贬低、挑剔和排斥价值研究。甚至还发生过政府有关部门下文禁止高校开设价值论课程，个别“权威人士”指示在教材中不得写入价值论内容的事。这是所谓“反西情结”的表现和影响。 　　无论拥西还是反西情结，都是不懂得学科与学说的区分，把某一作为公共性研究对象的学科问题，与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某种答案及其回答方式（学说体系）混为一谈。它必然导致回避问题，轻视或弱化中国学者独立探讨的权利与责任，无视中国原创成果的意义，仿佛除了代言某种宣教意图，或处处与西方“对着干”，才能算作是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外，应该并且能够由中国学者来说话的学术领域是微乎其微、几乎不存在的。当然，由于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和思想界的努力，上述情况已有些改变。特别是如今全国上下都在热议“核心价值”，争论“普世价值”，表明对价值问题不仅不再回避，而且其关注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日益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由官方直接运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点工程”也有多本教材正式列入了价值论内容，并吸收了国内研究的部分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可以说，价值研究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如今已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但是，即便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