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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官员问责体系思考 　　摘要：官员问责体系包含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责任和问责程序等内容。健全我国官员问责制的问责体系，主要应从加强异体问责、界定问责客体、规范问责标准、厘定问责责任、强化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问责体系；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3—0035—03 　　官员问责制是一种责任追究制度，是对官员职位、责任、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根本需要。官员问责制是问责主体通过一定的程序，针对官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过问和责任追究的一种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的主体、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及方式、责任体系等。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就种类而言，官员问责制包括行政性问责、程序性问责、民主制问责等。就官员承担责任种类而言包括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党纪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等。 　　自2003年以来，中央就致力于建立“责任政府”，以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官员的问责在第九和第十七章都有所涉及。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工作法制化的重要标志。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阐述了问责的对象、问责的情形，从制度上首次规定了问责的方式和程序。201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2011年4月，中央办公厅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组织部又配套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三项制度，完善了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 　　官员问责制相关制度的规定为实施官员问责奠定了基础，将官员问责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我国现阶段的问责制度仍处于一个初级水平，无论??对其的认识层次还是具体运用上都不够全面深刻。比较完善的官员问责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律法规、党纪政纪、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之间还存在着交叉、模糊现象，问责主体、客体、范围、程序还不够完善，这都会直接影响到问责的有效力度，可能导致问责不公，问责不实。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述完善官员问责制问责体系的若干问题，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明确问责主体，加强异体问责，完善问责主体体系 　　官员问责的主体即由谁来问责，谁有权力问责，谁行使官员问责的职能。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的主体比较单一，多局限于行政内部中“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唯上是从的单一性有损问责的公平性。应将官员问责中的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责任追究机制必须从内部问责向外部监督发展，即异体问责。异体问责主要包括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纪律监督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对政府的问责。 　　依据责任政府的要求，问责的主体应该是赋予我们权力和职责的人民群众，权力本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核心是“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是公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和途径。完善问责主体的范围主要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完善人大问责的程序。把宪法赋予人大问责政府官员的权力——询问、质询、对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特定问题的调查、弹劾制度、对政府的评价和追究机制、罢免权等通过规范程序加以保证，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完善公民问责程序。包括公民问责权的启动和行使程序，公民的知情权、公民问责权的行使途径和有效载体等。在这两个方面，舆论和媒体的问责和监督必不可少，因为它在公民信息知情权和问责权间架起了有效桥梁。三是加强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支持和保证人大、政府专门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能。支持和保证政协依照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加强社会监督，保障公民的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上述规定应在实际中落实，使问责主体真正发挥作用。 　　二、明析权责划分，界定问责客体，完善问责客体体系 　　官员问责的客体，即被问责的官员是谁，问责哪一级领导干部。 　　在问责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事故发生后，不知道该问责谁，被问责的官员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是权责界定不清直接导致的结果。党委、政府之间职责划分不清，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职责模糊不清或重叠交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