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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与沟通教育研究一些醒思 　　一、教育学院创新与发展 　　《世界教育信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现有12个系所，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阵容。请您结合学院的历史和现状，谈谈教育学院得以发展壮大的经验、启示及其特色。 　　周愚文：从人数规模来讲，自1955年开始，不论是教师数量还是学生规模，我院在台湾都是最大的。在创院前，自1946年设校起即承担起中学师资培育的责任，所培养的不只是普通学科的教师，还有体育、健康教育、卫生教育等类别的教师，包括职业学校的课程，当时都在我们院里面，所以当时规模是很大的。但之后陆续分开，如工业教育，单独设立了科技学院、职业教育，另外体育专业变成了现在的运动学院，这都是从教育学院分划出去的。那些被分离出去的专业既有它原来的专门知识，也有跟教育母学科重叠的部分，而分离出去后这门学科的成本有可能就会加重，教育性在里面就会有浮动。现在保留下来的教育性，比如特殊教育或教育心理，它的教育成分占得较重。目前普通大学里面按这样的方式陆陆续续设有教育学院、社科院的应该不少于二三十个，可从规模上我们台湾师范大学还是最庞大的。如此庞大规模的一个正面效应是它在教育学之下所涵盖的知识门类就更广。例如：教育学本身有教育心理、教育社会学、测验统计、课程教学、教育行政、幼儿教育、心理辅导、卫生教育等。规模大、人数多，分支和涵盖面更广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我是一个学教育的人，我会希望学习所在院系的很多门类，但其他学校的教育学院，受限于它的规模，就只能在教育学里面发展一两门，很难拥有我们这么大的规模。如果完全用人数来考量我们一个系的规模，比如，教育系规模最大时有40余人，这相当于伦敦大学整个教育学院的规模。相对同行业同门类的院系而言，该系教师人数也比较多，她在研究的数量、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具有优势。在过去60年来，台湾一些杰出的学者，或很重要的一些领导人，都是由师大教育学院培养出来的。虽然从规模上来讲我院现在相对已经比以前缩小，可是目前优势尚在。 　　《世界教育信息》：请你谈一下你们教育学院为何能够始终保持优势和辉煌？ 　　周愚文：其一，规模最大，门类也最多；其二，本身在聘用教师时，各个系能够留下任教的都是大学毕业成绩第一、二名，不管是拿到学位之前还是之后都有机会通过公费留学获取国外经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能把新的东西拿进来；其三，我们毕竟是在台北，跟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政府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都会咨询我们。总之，学院不止做理论的研究，对实务的涉入也很深，这就不仅仅止于学术影响。 　　《世界教育信息》：在历史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系一度被停了大约八年的时间，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您对台师大教育学院未来发展的定位和规划有怎样的思考？从芝加哥大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是否应该有所反思，或者说教育学科在这个时代应该有何作为？ 　　周愚文：从美国的例子来看，美国大学整个系科的组建，考虑设系与否一直有功利导向，特别是私立学校，它觉得投资教育学科划算它就增加，如果觉得不划算就会把一个系关掉或并掉、裁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方式，会用市场方式来决定，但我们比较注重教育学科本身。从教育的脉络看一个系的存废，特别是在公立的体系里面，就不能完全根据市场法则或经济投资效应来看，可能要看它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在这样的情况下，于教育学院本身来看，就像我当时所提出来的想法，大学一个系的学术理论研究不能丢掉。可是跟其他社会科学或跟人文学科不同，教育始终有“应用”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今天我做纯科学、纯哲学的研究，就应当按照那样的性质和范式去做，别人也会从对应的角度来评价你。可是我们是教育学院，如果只做纯科学、纯哲学的研究，最后对实务没有改善，得到的评价和产生的影响力会降低。所以教育学院的老师很辛苦，他两个导向都要做到，学理、理论的部分他必须要努力，另外他也必须观照实务的层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心力就会被分割，其表现或成效就不能纯粹按照研究的量或论文篇数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社会影响力以及他对社会决策的贡献。当然也不能完全采取实务导向，完全不做理论上的思考也是不对的，教育学科的实用性不像商学院、工学院那样，它是被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它的宿命、学科属性就是这样的。 　　《世界教育信息》：上述现象反映了教育学科的地位以及属性问题，正如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历史命运，这使得我们可能还要追究教育本质的问题。 　　周愚文：如果从学科去定位或追问教育学科知识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英国有位叫赫斯特（Paul Hirst）的哲学家曾经做过知识的形和知识的场的分类（form of knowledge and field of knowledge）。他认为，一些学科，比如数学，有些知识是基本的形式，还有一些知识是前述知识在某些场域里面的应用，这是借由物理观念转过来的。他认为教育本身是一个场（f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