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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视角下评估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可行性 　　“农民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产物，在贡献经济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不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在学习成绩、智力水平、身体发育、思想品行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存在问题。该文依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分析农民工子女户籍落户城市对流入地的影响，得出农民工子女户籍落户城市在长期上能够给流入地的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注入活力。 　　农民工子女；户籍改革；成本收益 　　农民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其子女的社会需求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领导及社会人士的重点关注。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指出，当前，我国的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2011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1]。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进一步增加到1834万人。5年间，流动儿童增长了424万人，增长30%[2]。 　　近几年，不断出现留守儿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因此，社会上就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引起来的激烈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民代表大会特意提出来户籍改革的话题，之前也有许多在户籍管制方面提出见解的学者，如：丁建国曾提出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居住和迁徙自由、对农民的财产权、对农民受教育权、对农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都造成了影响，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提出了将户籍制度与受教育权相分离的建议[3]。这一想法获得了众多关注因户籍给流动人口带来不便的学者的支持，它不仅较全面的分析了我国现存的户籍制度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便，还指出了它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也让我们认识到户籍改革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虽然，有许多学者都提出户籍改革是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难题的一个办法，并且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方法，但是，他们忽略了户籍改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是持什么样的态度。从近几年的户籍改革动态看，中央政府是支持户籍改革的，现在这项改革的难点在于人口流入地大省的阻碍。因此，本文虽然同样从户籍制度的视角出发，但运用了成本收益原理，分析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给流入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用以证明农民工子女户籍入城是解决当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出路。 　　1.文献综述 　　2003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2006年6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8.6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奖励资金31.7亿元同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用于对接受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201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免除了农民工子女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在《关于2011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中，免除了2900万名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支持1167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虽然，近年来国家在农民工子女问题上出台了许多有利于保障其受教育权益的政策，但由于多种社会因素如：户籍管制，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双重困境并没有寻找到好的出路。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在《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中指出阻止流动人口成为永久性居民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城市不能因此不愿在财政上为不断增长的流动人口提供城市的“特权”如果这样做的话，将有可能要按比例缩减城市居民区的“特权”[4]。这就应正了为什么从2001年国务院户籍改革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都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落实不好，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2010年）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时学费高、负担重，其次是没城市户口、升学困难，分别占了36%和27.6%。 　　有许多学者都看到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难的重要原因也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章辉美（2006年）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学籍卡，做到卡随人走，人流卡流；何家理（2008年）指出政府应该实行“义务教育补助卡”制度，改“户籍地入学”为“居住地入学”；宋文珍（2009年）应该建立以常住人口为服务对象的管理模式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型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李光兰（2012年）提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必须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也有许多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你农民工问题，如张光宇（2005年）用模型证明了农民工外出是收益大于成本的；